趙宋以後,中國佛教,完全處於抱殘守缺的狀態,降至元代,尤為顯著。在傳譯方面,宋代尚有零星密教經咒譯出,至元代幾全絕跡。在弘傳方面,更遠不及前代,尤其人才,顯得十分空虛。大翻譯家,若玄奘、義淨等;大註釋家,若賢首、清涼、窺基、圓測等,都成為空前絕後的偉人。以政治而言,元代為異族入主華夏,其本身既未受過高等文化洗禮,對高深佛法既無賞識的能力,更無法擔當弘化的責任。但元朝於一二七九年消滅南宋,統一華夏一百多年。其領土之廣,東起高麗半島,西至歐洲大陸,面積之大,實遠超過漢武帝,成為亞洲空前的第一大帝國。
元朝統治華夏一百多年,以其低級的文化,及少數的人口,竟能統治高級文化的漢族,以及廣大地區邊疆民族,其主要的因素,實得力於佛教同化關係,並以此為懷柔政策,促使邊疆民族內向。而對此項政策運用,關係最重要者有二人。
其一,耶律楚材,原為契丹人,依中國姓蘇,名劉楚材。博覽群書,史稱其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釋老、醫卜之學。金末,為開州同知。當元太祖(鐵木真)開國時,予以召見,留之左右,舉凡軍國庶政,皆先諮後行。元朝開國典制,多出其手訂,其於元初建國安邦之策,貢獻殊多。
他在未做官以前,即參萬松行秀禪師,摒絕俗務,不問寒暑,天天參禪,甚至廢寢忘餐。歸人佛門
P.13
後,自號湛然居士。他在蒙古人建國初期,出任中書令,職掌宰相,輔助太祖建國。不僅以柔助剛,更以佛家慈悲救世的精神,行菩薩道,感化這個獷悍好戰的蒙古民族,終使蒙古民族受佛教同化。其攝化之功,殊不可忽焉。
其二,發思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嘗奉乃兄憲宗命,征服西藏,從這時起,即尊重西藏喇嘛教。即位後,迎請西藏喇嘛發思巴晉京為國師,並令發思巴統管全國佛教,發思巴乃依西藏文字,製訂蒙古新字。所謂發思巴文字,其與蒙古文化關係,至為重要。至元七年(一二七○)尊為帝師,不獨地位崇高,而發思巴職權之大,僅次於帝王,遂使喇嘛教與元朝政治生命發生了密切關係。至元十七年(一二八○)發思巴圓寂後,各地興建帝師寺,供奉其像,自此以後,元朝帝王莫不以西藏僧為國師,並從其受戒。元朝崇佛,自世祖時起,極為踴躍。因此,蒙古民族,其所以能統治華夏一百多年,既非財力,更非武力,以及文字創製,全得力於佛教同化之力所致耳。佛教對邊疆民族影響力,迄今仍未衰落。
元代雖特別崇敬喇嘛教,但對佛教其他宗派亦盡力保護。因此,佛教各宗都相當興盛,唯一例外的,就是佛教與道教發生衝突。而道教所有經典,除道德經以外一切的經典,多屬後世偽造,勒令焚燬,不准遺存。元初對佛教經藏整理,有「大藏經目指要鈔」、至元「法寶勘同目錄」等,是為唐以後經錄中最重要者。這時因受密教的影響,天台蒙潤(一二七五—一三四一)、懷則;華嚴文才(一二四一—一三 ○二)、了性、幼堂、妙文;法相普喜(一二八七)、英辨(一二四七—一三一四)、
P.14
志德(一二四五—一三二二);禪宗的原妙、了義等輩出,各各經釋中都加入了密教的思想,這都是值得注目的人物。
在佛教宗派中要以臨濟宗與曹洞宗,最為興盛。臨濟宗盛行於南方,曹洞宗繁興於北方,形成南北兩大巨峯。萬松行秀禪師,嗣雪巖滿禪師法,依邢州淨土寺出家。得法後,師於北方築萬松軒居住,故稱萬松老人。他所著「從容錄」發揮了曹洞家風,而與臨濟「碧巖錄」並稱。從此以後,曹洞宗風,綿綿不絕,影響於後世者,雖不及臨濟之大,但有「臨天下,曹一角」之稱。
元末出世的寶洲岸,其傳不詳,著「釋氏稽古略」(四卷),明末大聞幻輪編「釋氏稽古略續集」(一卷),係續寶洲著。元梅屋衾常禪師著「佛祖歷代通載」(二十卷),這與南宋末天台石屋志磐的「佛祖統紀」(五十四卷),同為研究佛教史重要資料。志磐為宋元之間人。元玉崗蒙潤著有「四教儀集註」,此為天台學入門的教本,盛行天下。
臨濟宗,無準禪師的法嗣,則有雪巖祖欽,雪巖下有高峯原妙,高峯下有中峯明本,皆為元代首屈一指的大禪師。
由於佛教盛行,佛教寺院及僧尼人數激增,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宣政院公布:寺院四萬二千三百十八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由於僧尼激增,元朝頒贈各寺院土地,以維持僧尼生活。世祖於中統二年(一二六一),賜慶壽寺五百頃。成宗於大德五年(一三○一),賜興教寺百頃,乾元寺九十頃,萬安寺六百頃。仁宗於皇慶元年(一三一二),賜崇福寺河南官地百頃,其
P.15
餘不勝枚舉,均載元史本紀,元朝對佛教之維護,於此可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