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華後，於至元十一年（一二四七年）派忻都等統兵攻打日本，敗而還。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年），又命阿刺汗范及文虎等渡海再攻日本，會罹颶風覆沒。日本史書稱為文永、弘安之役及「神風」。中日關係極緊張，一度中斷往來。長期以來，中外若干史學家認為，整個元代，中日始終相互敵對，如「日本研究權威」王芸生竟把忽必烈攻日本後的兩國關係說成「終元之世，（中日）不通音問」。（見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但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打開中日冰峰，重建睦鄰和好的使者，是浙江慶元路普陀山兩位高僧如智和一山。
　　
　　（一）
　　
　　由於征伐日本，百姓在「增課、料民、造海舶、征水手、轉運」諸差徭賦役下，失違農時，民不聊生。江南人民頻起反抗。若干官員也奏請止戰和平。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普陀山方丈愚溪如智向忽必烈皇帝進言，興師征伐，「多害生靈」。「彼（日本）國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知大小強弱之理。如令臣等奉旨宣喻，則必多救（中日兩國）生靈也！彼當自省，懇心歸附」。忽必烈准奏，委如智為中國特使，由慶元（今寧波）市舶司提舉王君治陪同東渡。王主管慶元港務對外通商，和日本人有過聯繫。如智帶了禮品及「宣諭日本國詔文」內云：「上天眷命皇帝聖諭日本國王，向者，彼先遣使入覲，朕亦命使相報，已有定言，想置於汝心而不忘也」，「夫和好之外，無餘善焉。戰爭之外，無餘惡焉，果能審時歸順，即同去使來朝。所以諭乎彼者，朕其禍福之變天命識之，故詔之，想宜知悉。」
　　
　　同年八月，如智、王君治一行渡海，遇颶風，折還，如智記述稱「過黑水洋遇颶風．．．之山外，幸不葬魚腹，大士力也！」
　　
　　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年）如智由參知政事王積翁陪同，於「五月十三日，開帆於鄞（鄞，今寧波市）」，再次東渡扶桑。王積翁原是南宋的福建制置使，蒙古鐵騎越仙霞嶺進兵入閩，王積翁舉福建土地人民迎降元朝有功。王任官福建時，曾監管過和高麗、日本、馬來亞暹羅諸國海上通商，自吹「能諭日本」願赴日本為元朝再立大功。王至福建泉州「取」經營海運的任甲（任大公）「巨舶四艘」和隨船水手。航行去日本途中，王自持高官作威作福，常鞭打船員，更激起仇恨。船過對馬，已近日本，任甲「諸舟人共謀，殺積翁」抛屍大海。如智是得道高僧，對水手親和慈愛，送回大陸，返普陀山寶陀觀音寺（今普濟禪寺）此突發事變，使中日人民友好使者如智大師再次「中途受阻而還」。
　　
　　（二）
　　
　　十餘年後，繼忽必烈登基的元成宗鐵木耳決心恢復中日和平友好，再次請如智大師出訪日本通好。如智以年老體弱謝辭，並保薦自己的接班人一山一寧（一二四七年至一三一七年）為中國國信使東渡。
　　
　　一山是台州臨海人，俗姓胡，出家後先駐本郡鴻福寺。後入四明山普光寺，受律宗及天台宗教義。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由昌國城（今定海）祖印寺住持遷駐普陀山。此時，不只是普陀山全山方丈，且為朝廷封為「江浙釋教總統」，是元朝政治地位很高的人物。為出國，成宗又加封一山為「妙慈弘濟大師」。他帶去鐵木耳給日本的國書，稱：「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普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人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受阻而還。爰自朕臨禦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糜有遐遣。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普陀僧一山一寧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國書充分表達了睦鄰友好的誠懇願望。
　　
　　一山國使由曾留學的平山萬壽寺僧西澗土曇及弟子石梁仁恭陪同，於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三月，自慶元（今寧波）搭乘日本來華商船遠涉重洋，終於順利抵達日本博多。當日，日本是源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