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參加二二八事變，爸爸和媽媽都被判了死刑。後來白色恐怖，又不知如何被牽扯上了，爸爸和媽媽就這樣不知下落地失蹤了。
全台中市民發動萬人簽名，推派代表到南京向蔣經國先生陳情，總算媽媽被放了出來，而爸爸仍然半點音訊全無。
媽媽回來後，病得很重，一直無法起床。外婆教我煮東煮西，洗這洗那。當時才僅十四歲的我，硬是勇敢地把這個家撐了起來。
有一天，夜很深，突然有人很急地直敲我們家的門。我好害怕，便把弟弟妹妹全叫醒了，一來壯膽，二來以防萬一不測。我打開了門，原來是台中看守所的伯伯來告訴我，有人在台北六張犁公墓發現了爸爸的屍體，要我半夜趕忙北上查看究竟，否則被人搬動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才十四歲，又是小女生，而且還是地中海絕症患者，我哪有這份能耐呢？這位伯伯看我哭了，便說：「我陪你跑一趟吧！」
當天差不多天亮的時候，我們總算找到了爸爸冰冷的屍體，雇了一部車，偷偷運回台中。
我發覺爸爸胸口還有點熱熱地，便跑去找一位陳伯伯，他是留學東京帝大的名醫，我跪著懇求他設法救救爸爸的生命。
爸爸醒了，也活了過來。但已經被處死的罪犯，早已沒有戶口了。我的爸爸只好躲躲藏藏，過著不見天日的黑暗日子。（現在爸爸的冤獄已經平反，爸爸也可以和一般人一樣過正常生活了。）
這期間對於一個政治犯的家屬而言，可以說，要多辛酸就有多辛酸。
爸爸回來後頭幾年，根本認不出我是他的誰。因為嚴刑拷打已使得他的記憶完全喪失。尤其是爸爸不平不滿的憤恨心十分強烈。
我從十四歲開始，每天侍候著神智不清的爸爸和常年臥病在床的媽媽。我每天都挨爸爸的打和罵，也在爸爸的打罵中堅強地一天天長大。
左鄰右舍都不忍心眼睜睜看我這樣不擋、不躲也不閃地跪著挨打挨罵，都好想幫我解圍。但我都拒絕了，因為我怕爸爸會更生氣。好幾次管區警察先生也叫我去問話，十分關心，但我都告訴他們：「請讓爸爸盡情發洩吧！爸爸是再也經不起任何打擊了。」
親朋戚友和左鄰右舍，還有我的同學都不贊成我這般認命地挨打挨罵，他們都怕我會被打出內傷或被打死。
但爸爸呢？
今年我已是六十二歲的老太婆了，在這漫長的五十年間，對爸爸的打罵，我從沒擋過半次，也沒躲過半次閃過半次。我決不傷害我的爸爸，因為他真的已經夠可憐的了。為了台灣同胞的幸福，他把他自己的一生給犧牲了。
很多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從不頂撞父母，也決不做爸媽不高興的事。我每天不離開父母，守著他們護著他們，即使當了別人家的媳婦，也利用上班之餘或假日，每天回娘家去照顧他們的起居生活。
記得大學剛畢業那年，我的教授很疼我，師母又是台北市黨部副主委，他們替我安排了一項非常令人羨慕的好工作。教授說：「爭取這職位的很多，你明天準時去報到，知道嗎？」
我點點頭。
可是，我還得回報爸爸媽媽才行呀！
我趕回家，好是高興。豈奈爸爸不知去哪裡了。我告訴媽媽，我先去報館打工，下了班再回來找爸爸。
當晚，我回到家時，爸爸因為太累已經睡著了。我看爸爸睡得好甜好熟，內心好是欣慰。這段日子，爸爸為了逃債躲債，幾乎不敢明目張膽地回家，再加上票據通緝，都讓他睡得很不安穩。或許太久沒睡好了，今天竟然能睡得這麼甜，這麼沉，就讓老人家難得地補一補眠吧！
我坐在床邊靜靜地看著爸爸，想想他坎坎坷坷的一生，真值得嗎？我不知道，救台灣為什麼會是爸爸的事？又為什麼會是我們家的事？
我等到第二天中午，爸爸才逐漸從昏昏沉沉中，醒了過來。當然，我報到的時間早巳過了，工作也沒了。
教授很生氣：「為什麼不叫醒爸爸呢？」
我一臉歉疚地直掉眼淚。真的，我哪忍心叫醒爸爸呢？可憐的爸爸已經不知多久沒這樣睡過覺了。
如果是您呢？
附註一：我到今天仍然不瞭解為什麼已經被當屍體丟棄在六張犁公墓的爸爸沒有死？又為什麼從來不信任何宗教的爸爸會口口聲聲地說觀世音菩薩讓他死，使他變成屍體被丟出來後，又讓他活。您相信這世間真有觀世音菩薩嗎？爸爸說他在死牢時，天天都看到觀世音菩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