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語錄
南懷瑾說：堯舜禹三代的禪讓，在古文的記載上，明明告訴我們是“禪”，是“讓”……他們所以能夠如此做，當然道道地地可稱之為聖人的行為，又何必多此一舉，用後代世道人心的不古，而反證古人也必如後人的勾心鬥角，而且是必須要把它拉到和自己當代同樣的壞才算是合理?這豈不是讀書人思想上的癌症，是多餘的致命傷嗎?
經典回放
選自《孟子》
【原文】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代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武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譯文】齊宣王問道：“商湯王流放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有這回事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孟子回答道：“文獻上有這樣的記載。”齊宣王又問：“臣子弑君，可以嗎?”孟子說：“敗壞仁的人叫‘賊’，敗壞義的人叫‘殘’;殘、賊之人，叫做‘獨夫’。我只聽說殺了獨夫紂，沒聽過弑君啊!”
大師釋疑
湯放桀：桀，夏朝最後一個君主，暴虐無道。傳說商湯滅夏後，把桀流放到南巢(據傳在今安徽省巢縣一帶)。
有諸：即“有之乎”，有這回事嗎?
武王伐紂：紂，商朝最後一個君主，昏亂殘暴。周武王起兵討伐，滅掉商朝，紂王自焚而死。
學儒一得：不為領導的愚蠢負責
孟子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可謂石破天驚，一下子過去的“湯武革命”以為後世的帝王定了性：講仁講義的才是帝王，不仁不義的就是獨夫民賊，殺之有理。這一真知灼見如果繁衍下去，未嘗不是中華之福，如果中國人都具有這種理念，帝王就不敢那樣為所欲為。可是不知為什么，此後變來變去，竟變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等於徹底否定了孟子的觀點。
孟子的觀點不傳，可能是不符合帝王的口味。那么一些無恥文人就會根據帝王的口味配置政治思想。據南懷瑾大師介紹說，朱元璋當了皇帝後，非常討厭孟子，他認為稱孟子為“亞聖“，實在不配，因此取消了孟子配享孔廟之位。不過晚年他閱曆多了，讀到《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一節，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認為孟子果然不失為聖人，於是又恢複了孟子配享聖廟之位。
在漢朝時，漢景帝曾親自一批儒、道兩派的學者“湯武革命”的合法性。有說合法的，也有說不合法的。最後發言的是曾做過司馬遷老師的黃生。他說：“帽子雖破，還要戴在頭上;鞋子雖新，還要穿在腳上。”這一觀點否認了“湯武革命”的合法性，應該是很合漢景帝口味的，如果大家都這么想，劉家天下就可以傳至千秋萬代了。這時，另一位學者反駁道：“這么說高祖不該斬蛇起義了?” 就是啊!如果“破帽子”必須戴在頭上，天下至今還是夏桀家的，根本沒有老劉家什么事，連周武王革命也可省掉。漢景帝見這個問題涉及到自己的祖宗，急忙下令：今後不准妄談湯武!
雖然不准談，“帽子雖破，還要戴在頭上”這一觀點還是成了政治思想的主流。所以中國人頭上的“帽子”總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最後破得實在不像話了才拿掉換新。
實際上，帽子破了為什么還要戴在頭上，換新的不行嗎?為了美好形象，沒破也該換新。所以說，這條理論根本不通，只不過是拍帝王的馬屁而已!
現代社會不講“愚忠愚孝”，但要講忠誠敬業。應該忠誠到什么程度呢?古人有關忠誠的一些觀點很值得借鑒。
第一，忠誠的條件。
《說苑》認為：“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複之。”意思是說：君臣關系可用市場交易的方式來處理，君王高懸俸祿對待臣子，臣子盡心竭力報效君王。臣子有了意外的功勞，君王就給他重賞。如果君王給予超常的賞賜，臣子就一定效死報答。
這就是說，按勞計酬是忠誠的起碼條件。
第二，忠誠的限度。
下屬跟領導“交易”的只是智謀體力，並沒有把人格、自由等等全部賣掉。而且下屬只需做分內的事，對分外的工作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做，沒有興趣也有權不做。
有一個故事：一個冬天的早上，晏子陪侍齊景公。齊景公覺得冷，請晏子弄點熱東西來吃。晏子拒絕道：“我不是管飲食的官員，請恕我推辭。”
齊景公說：“那么，請給我弄件皮衣服來。”
晏子說：“我不是管服裝的官員，請恕我推辭。”
齊景公說：“那么，你能幫我做什么呢?”
晏子回答說：“我是國家大臣。”
齊景公問：“什么叫國家大臣?”
晏子回答說：“國家大臣，能夠安邦立國，確定上下職守，使君臣的言行合宜;制訂百官次序，使各級官員適才適所;修訂條例法令，使之推行到全國。”從此，齊景公在晏子面前總是彬彬有禮。
有些領導不論公事、私事都安排下屬去做，下屬不知道這是過分要求，反而受寵若驚。那么，這就是給人家當家仆而非員工。
第三，不為領導的愚蠢負責。
在曆史上，不少昏君平時荒淫享樂，到了危難之際，卻要求臣子盡忠死節。這是讓別人為自己的愚蠢行為負責。
晏子曾就這個問題談過一個觀點。當時，齊王問他：“忠臣應該怎樣對待君王?”
晏子回答說：“君王危難時不犧牲，君王逃亡時不相送。”
齊侯不高興地說：“我封給他土地，賞給他高官厚祿，我有危難他卻貪生，我逃亡他卻拋棄我，可以說是忠嗎?”
晏子回答說：“大臣的正確意見能被采用，君王一輩子也沒有危難，有必要犧牲嗎?大臣的謀略能被聽從，君王一輩子也不會逃亡，有必要相送嗎?如果大臣的正確意見不被采納，君王有危難就隨便犧牲，這叫亂死;大臣的直言規勸不受重視，君王逃亡時卻假惺惺地相送，這叫虛偽。所以，忠臣應該讓君王采納正確意見而不是跟君王一起共赴危難。”
後來，齊王被權臣崔杼所殺，晏子並沒有為之死節。不過，在崔杼面前，他也表現出了寧死不屈的氣節。
孔子的弟子曾參的觀點也與晏子相似。他住在鄪城時，有一年，魯國將要攻打鄪城。曾子向鄪君辭行說:“我要暫時離開，等敵人走了再回來;請幫忙照看一下我的房子，不要讓豬狗進去。”
鄪君不高興地說:“我一向善待先生，沒有人不知道。現在魯國人要來攻打我，您卻要離開我，我為什么還要幫您照看房子?”
過不久，魯國人攻占了鄪城，並公布鄪君十條罪狀，其中九條是曾子平日跟他爭論過的。魯國軍隊撤走後，鄪君修好曾子的房子，親自去迎接他。
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下屬已盡到責任，就不必為領導者的愚蠢行為負責。
第四，忠於國家、人民才是大忠。
忠於領袖，只是小忠。忠於無恥昏庸的領袖，只是愚忠。能夠為國家、為大眾盡忠竭力，才是真正的忠臣。
在五代十國時期，有一個名叫馮道的大臣，前後在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十個皇帝手下做過官。很多人罵他無恥——只要盡一次忠，他早就該死了，可他竟然活著，還身居高位。
但馮道這個人有一個特點：無論在哪個皇帝手下做官，他都是一個廉潔愛民的好官，在百姓中聲譽很好。
馮道在後唐皇帝李嗣源手下做戶部侍郎時，父親去世，他回鄉守孝。期間家鄉鬧饑荒，馮道便將家裏的財物全部拿出來周濟鄉親，自己住在茅草屋裏，當地的官吏送來的東西他都沒有接受，當時契丹也仰慕馮道的大名，想出奇兵把他搶走，由於邊境防守嚴密，沒有得逞。
馮道後來被李嗣源任命為宰相。有一年，全國豐收，李嗣源很高興地馮道談起此事。馮道卻憂心忡忡地說：“我以前在先帝莊宗幕府做事的時候，有一次奉命出使到中山去，經過井陘縣。那裏的地形非常險惡，路況又不好，崎嶇不平的，我深恐摔下來跌死，所以兩手緊緊地抓住韁繩，兩腿用力夾住馬身，小心翼翼地走，才僥幸沒有出事。等走過了這段險路，到達平坦大道上的時候，心理上放松了，手腳也放松了，不料卻狼狽地摔下馬來，跌了一大跤。所以我想到，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從事天下國家大業的時候，大概更要時時留意。”
李嗣源被潑了一盆冷水，訕訕地問：“今年雖然豐收了，老百姓的糧食夠吃了嗎?”
馮道說：“農家在歉收的凶年，很可能會餓死。如果豐收了，則所謂穀賤傷農，穀米多了，賣不出高價，還是吃虧受損。所以無論豐收或歉收，農民的生活都很苦。我記得進士聶夷中曾經有這樣一首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這首詩雖然淺白，卻寫盡了種田人家的實在情形，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農民是最辛勞也是最困苦的，這是身為人主不可不知道的。”
李嗣源是個大老粗，立刻命令旁邊的人把聶夷中的這首詩記錄下來，時常朗誦給他聽，以示不忘農民的疾苦。
馮道活到七十多歲，其一生大概可用他自己所說的兩句話來概括：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財。像馮道這樣的人，大概從來沒有為哪個帝王死節的心情，但他能夠盡忠職守，能夠憂國憂民辦好事，就是一個大大的忠臣，比那些平時不作為，亡國了拼一死的所謂“忠臣”要貨真價實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