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稱和陳那是印度因明(佛教邏輯)的創立者，他們都是唯心主義者，但又是邏輯學家，這本身就有點矛盾。想要調和唯心主義與邏輯是不可能的。印度唯心主義者，包括佛教大乘的空宗和有宗在內，都認為外在世界或物質世界是不真實的。恩格斯的名言：“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頁。這句名言在印度也是適用的。印度唯心主義者，盡管用的名詞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否認物質世界的存在，認為思維是第一性的。他們有一些手法同歐洲有些相似，比如唯識宗論證物質世界不存在的理論，就同英國的唯心主義者貝克萊幾乎完全相同。印度唯心主義者否認pram na(舊譯作“量”或“形量”)，也就是知覺與推理等，他們說這些都只是幻象。因為如果承認知覺與推理就要承認知覺與推理的對象，認識的目的物。也就是說，承認外在物質世界的存在。印度的因明學者法稱和陳那不想放棄唯心主義，又對pram na感到興趣。法稱說：“一切成了功的人類活動都以正確的知識為前提。正確的知識包括兩個方面，這就是直接經驗(pratyaksa，一譯知覺，舊譯“現量”)和推理(anum na，舊譯“比量”)。”轉引自恰托巴底亞耶《印度哲學中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死的?》第57頁。他們給印度因明(邏輯)與認識論灌輸了新的活力，企圖調和多少有點唯物主義因素的經量部與大乘有宗的理論。這就表明，因明的探討，不能不承認知覺與推理等所謂pram na的存在。這是一個矛盾，法稱與陳那的弟子和注釋者都不能不承認這一點。連他們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點而沒有法子解決。只有不了了之，裝出不理會這個問題的樣子。不管怎么樣，法稱與陳那探討了因明，承認了pram na，因而助長了唯心主義的對立面——印度唯物主義者的聲勢。這在印度哲學史上無論如何也算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玄奘也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是他對因明也下過工夫。在印度留學期間，曾從戒賢大師聽《因明》兩遍。在南薩羅國，他也曾跟一個婆羅門學習因明。回國時他攜帶的書籍中有《因明論》36 部。他翻譯了《因明正理門論本》一卷、《因明入正理論》一卷。他的大弟子窺基寫了一部《因明入正理論疏》三卷。可見他們師徒對因明的重視。法稱和陳那所遇到的難以解決的問題，想來玄奘師徒也會遇到。他們對因明的提倡，也就意味著對唯心主義的沖擊，不管是多么微小，多么隱晦不引人注意，多么違反玄奘師徒的本意，但它畢竟是一次沖擊。它產生的結果會是積極的、良好的。
上面論述了有關玄奘個人的一些情況。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評價玄奘這樣一個人呢?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當然不欣賞宗教、也不宣揚宗教，我們同意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但是我們又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必須對具體的事物、具體的人，進行具體的、全面的分析。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宋朝理學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唯心主義的發展也促進了與之對立的唯物主義的發展。在中國思想史上，佛教也不無功績，盡管這個功績多半是從反面來的。我們不同意像有一些同志那樣對佛教采取一筆抹煞、肆口謾罵的態度。這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革命”的，實際上是片面性的一種表現，是沒有力量對佛教進行細致分析批判的表現。其次，同佛教一起傳進來的還有印度的文學、藝術、音樂、雕塑、音韻，甚至天文、曆算、醫藥等等。這對我國文化的發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對玄奘的評價也應該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從中國方面來看，玄奘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一個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關鍵性的人物，他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同時又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動家。他同唐王朝統治者的關系是一個互相利用又有點互相尊重的關系。由於他的關系，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由於寺院有了獨立的經濟，寺院的頭子都成了僧侶地主階級，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世俗的地主階級，特別是地主階級的總頭子的唐朝皇帝發生矛盾。所謂“會昌法難”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玄奘，不管他有多大能力，也無法避免這樣的悲劇。佛教的衰微是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的。
至於他個人，一方面，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有道的高僧;另一方面，他又周旋於皇帝大臣之間，歌功頌德，有時難免有點庸俗，而且對印度僧人那提排擠打擊，頗有一些“派性”。《續高僧傳》卷四《那提傳》說：“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奘頗返”。這說明他信仰空宗，同玄奘不是一派。他攜帶了大小乘經律500餘夾，合1500餘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到了京師，住在慈恩寺中，“時玄奘法師當塗翻譯，聲華騰蔚，無有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敕往昆侖諸國，采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為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敕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公元663年)還返舊寺，所齎諸經，並為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 50，458c～459a。這裏的玄奘簡直像是一個地頭蛇，一個把頭。看來那提是一個很有學問很有道行的高僧。否則南方諸國的國王也不會這樣敬重他。然而只因與玄奘所宗不同，便受到他的排擠、抑壓。而且自己帶來的佛經也被玄奘奪走。真有點有苦難言，最後只能怏怏離開中國，死在瘴氣之中。連《續高僧傳》的作者也大為慨歎：“夫以抱麟之歎，代有斯蹤，知人難哉!”
因此，我想借用恩格斯評論黑格爾和歌德的一段話來評論玄奘：
黑格爾是一個德國人而且和他的同時代人歌德一樣拖著一根庸人的辮子。歌德和黑格爾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奧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兩人都沒有完全脫去德國的庸人氣味。《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4頁。
玄奘在自己領域內算得上是一個宙斯。但是他的某一些行為，難道就沒有一點庸人習氣嗎?
但是，話又說了回來，玄奘畢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我再引用魯迅一段話：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見《魯迅全集》卷六《且介亭雜文》。
魯迅在這裏並沒有點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說的“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內，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有這樣精神的玄奘的確算得上是“中國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