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到了東晉法顯時代，已經約有三百年的曆史了。流傳的內容主要有兩大體系，一個是以支讖、支謙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學;一個是以安世高為代表的小乘禪學。小乘和大乘都傳進來了。從時間先後來看，傳法最盛的時代大體上有三個：支謙、竺法護時，所譯多般若方等;道安時，所譯多有部經論;鳩摩羅什時，大乘之學極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國文化了。
一個外來的宗教，傳入一個文化傳統迥異的國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沖撞，佛教不能例外。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試探、偽裝、適應，逐漸為中國人所接受，最後達到了融合的階段。到了東晉，應該說這個階段已經到達了。
從政治形勢來看，此時中華大地已經分為南北兩區。西晉亡於建興四年(316年)，次年晉元帝即位，是東晉的開始。北方的統治者都是少數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後趙、前秦、後秦、北涼，崇佛更為突出。在南方，則是所謂“衣冠南渡”，北方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為了躲避異族壓迫，紛紛南逃。這些人，包括一些國王在內，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總之，南北兩方都對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說是在中國已經牢牢地立定了腳跟。
從佛教內部來看，也有幾點值得特別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據唐法琳《辯正論》的記載，東晉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這個數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請參閱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頁574～580)其次僧伽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僧尼數目與日俱增。再次，名僧輩出，出了一些很有影響的高僧。最後，從印度和西域來的和尚也多了起來。還有一點必須在這裏提一下：許多高僧的活動范圍和影響，並不限於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區，跨越政治分界。
佛教雖然已經有了堅牢的基礎，但是究其實際卻是送進來的成份多，而取進來的成份少。中國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頗亦有人。但是他們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顯前真正親臨天竺者，實如鳳毛麟角。在這樣的情況下，到了晉末宋初，就掀起了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中國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尋經典，或旨在從天竺高僧受學，或欲睹聖跡，作亡身之誓，或想尋求名師來華(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十二章)。
在搜尋經典中，一般說來，也不是漫無邊際地亂搜一氣，而是有目的，有重點。最突出的重點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了解了當時中國佛教發展的階段，就會認為，這樣做有其必然性。
我在上面已經談到，僧尼人數日增，僧伽已經形成，這就產生了一個寺院管理問題。人數少了，只需約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運行。人數一多，就需要比較詳備的條例。我舉道安作一個例子。梁慧皎《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說：
師徒數百，齋講不倦……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大弘法化。( 50，352c)
可見道安門下和尚之多。《道安傳》接著說：
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范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 50，353b)
可見道安也感到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還是非常簡略的。同印度那些律比較起來，簡直有點小巫見大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