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大家都喜歡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問我。
我想，這是因為我從不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總是先做“義工的義工”，所以我的義工就很多了。
傳統觀念裡，人有士、農、工、商等群類的區分，隨著時代的變遷，近來“上班族”、“龐克族”、“原宿族”、“無殼蝸牛族”、“丁克族”等名詞紛紛出籠。自古以來，有一類族群貢獻良多，卻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義工。義工以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為目的，因此雖然沒有領薪，但是所從事的工作卻是無價的；雖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悅卻是無窮的。他們無所為而為，讓人生起無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義工的義工，為他們服務。
過去，我每次要麻煩義工寫標語、寫傳單時，總是事先將筆紙找妥，並且安置座位；如果請信徒來澆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準備齊全，還要告訴來者水龍頭、工具箱在哪裡。到了用餐時間，我熱心招待他們吃飯，不斷地為他們準備茶水、點心；到了回家時，也不忘慰問辛苦，讚美他們的成績，甚至一路送到門口，看著他們身影遠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蘭開辦慈愛幼稚園時，請楊錫銘先生擔任美工，事先我就準備好彩筆、顏料，在他進行畫圖時，不時為他沏茶、煮麵。他為幼兒們做義工，我就為他做義工，如同僕役般守候在旁，視其所需，隨時為他服務。楊居士那時是一個軍中的中級校官，不久之後自動皈依在三寶座下。
當時，另外一位朱家駿先生負責編輯《幼獅》雜誌，版面設計新穎，標題引人入勝，突破陳年窠臼，在當年台灣的雜誌界無出其右者。因為在此之前，他曾為我助編《覺世》旬刊和《今日佛教》雜誌。記得每次他一來，糨糊剪刀、文具稿紙早已一應俱全，井井有條地擱在書桌旁邊，甚至晚上睡覺連枕頭、被單也都是新洗新燙，乾淨整齊地疊在床鋪上面。本來我是師父，但當他開始工作時，我好像侍者一樣，側立左右，聽從吩咐。半夜時分，寒氣逼人，我就泡熱牛奶，準備點心，為他暖胃療飢。他一面為我工作，一面編髮《幼獅》，聲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後來我得以和當時台灣文化界的名筆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瘂弦、梅新、公孫嬿等人結識，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以他出眾的才華，一定可以為教界貢獻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剛成立時，邱創煥先生擔任要職，擬請張培耕先生出任台灣佛教會秘書長，但因他是我推薦，受到守舊者排斥，後來不得已由我敦聘張培耕先生為佛光山主任秘書。記得，那時我經常如書僮一般任憑差遣，為他取筆拿紙，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願地跟隨我辦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時，請李新桃小姐專職負責。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視察時，也總是幫她寫信回函，整理庶務。後來她隨我出家，法名慈莊，現在佛光山海外道場的開山建設，都有賴她的籌辦規劃。
其實，雜誌的美工、編輯都是我的專長，寫公文、定計劃的秘書業務，我也不是不會，然而在當義工的義工的同時，灌輸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經上了軌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別處弘法度眾，無形中更為教界培養了許多人才。
在佛教裡，鬼子母因為佛陀令僧眾為她施食供養，所以後來成了佛教的護法；關雲長由於智者大師為他說法安心，是以發願生生世世守護伽藍。可見要做義工的義工，固然必須為他們服務，更重要的是設身處地，為對方切身的需要考慮周全。記得翁松山先生當年在宜蘭時，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油漆工學徒，我見他極其聰明，所以請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經常去他工作的場地，在旁建議指導，贈送各類相關藝術書籍，並且買機票邀他到歐洲考察，當他的旅游向導，觀摩各國藝術技術，現在佛光山許多殿堂的莊嚴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傑作，他也因此成了聲名遠播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