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我人生的學習之路上，也遇到過很多好的老師。十八歲我升學上焦山佛學院，有來自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薛劍園教授，為我們上文學課程，還有思想開放的聖璞法師，指導我們的國學。另外還有芝峰法師、大醒法師、圓湛法師、戒如學長、普蓮學長，尤其在家的教授為數更多，只是有些名字已經不復記憶了。
這麼多年輕優秀的師長，為我們教授數學、外文、生物學等，我一時只覺心開意解，世間學問向我蜂擁而來。我忽然思想大開，進步神速，所以就不斷向江蘇省鎮江的各大報副刊投稿。其中有小詩，有散文，有語體文，不但皆被錄取，後來他們竟然還要請我當副刊編輯。這對一個沒有進過正式學堂的青年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勵。這是我人生中最感快樂，也是最短暫的一段學習過程了。
二十歲那年冬天，我離開了焦山佛學院，就此結束了我十年的學習生涯，接著就邁入了我人生另一個十年的參學時期了。
離開焦山佛學院以後，我回到宜興白塔山大覺寺，在白塔國民小學服務不到兩年，之後就到南京華藏寺，參加同學們發起的佛教革新運動。可惜因為時局動盪，國共戰爭開始，已經不容許自己有所作為了。因此在得到家師志開上人允許下，只帶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其他東西一概捨棄，贈送給同學智勇等親友，我率領了七十餘名的青年同道，以參加僧侶救護隊的名義，就這樣渡海來到台灣。
初到台灣，人地生疏，用“走投無路”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所幸獲得吳伯雄先生的尊翁吳鴻麟老先生為我保證，辦理戶口，才得以留台。當然，更要感謝的是，妙果老和尚收容我掛單，才能免於流離失所之苦。在當時，即使窮途潦倒，我仍然堅守自己對佛教的信念，保全一件僧衣，先後曾經拜訪過慈航法師，聽過道源法師講說《大乘起信論》，也曾和大醒法師長談，並且幫他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乃至和東初法師講說佛教的未來，同時幫他主編《人生雜誌》。
我也曾經親近過章嘉活佛，尤其印順長老初到台灣時，駐錫在我教書的“台灣佛教講習會”，因此得以朝夕親近請教。我對於長老治學的嚴謹，思想理路之通達，無限欽佩。
記得那個時候，承慈航法師送我一套《太虛大師全書》六十冊，以及印順法師的著作。另外，我也擁有《印光大師文鈔》《虛雲老和尚法彙》、圓瑛法師的著作，還有一套《胡適文存》，等等。我坐擁書城，面聆這些大德的教益，回想這十年中，真是其樂無比。
我除了參學、教學以外，偶爾也在報章雜誌寫些護教的文章。一篇文藝短篇小說《茶花再開的時候》，承中興大學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從台北親臨圓光寺給我指教；一封寫給京劇名旦顧正秋女士的信，抗議她在永樂戲院演出有損佛教形象的戲劇，引起軒然大波。尤其在《覺生月刊》上寫給朱斐先生的一封信，導致他把《覺生月刊》停刊，另創《菩提樹雜誌》。另外，一篇短文批評《中華美術》所刊出的佛像，把頭腳切斷，是對佛教不敬，招來東初長老對我的不滿。甚至佛教同道間的指責，也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
我感嘆自己只是在佛教裡生事，對佛教沒有真正的貢獻。所幸章嘉活佛護衛我當選“中國佛教協會”的常務理事。但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同時也不想連累容我掛單的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所以就設法到了山後交通不甚方便的宜蘭，一方面韜光養晦，一方面在那裡實踐我對佛教新教團的設立，就類似太虛大師的“菩薩學處”。從此我告別了十年的參學期，開始邁入另一個以文學弘法的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