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不喜歡人“退票”，因此就說：“你們不去，我去！”智勇法師欣然同意。我即刻請人從南京新街口，走了八九小時的路程到棲霞山寺，禀告當時已升任住持方丈的志開上人，說我有意到台灣。師父即刻贊成，並且叫來人帶回十二塊銀元，以壯成行之志。
這時由智勇、惟春等同學所倡導的僧侶救護隊，已經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隊。所以我臨時又再募集了大約一百人，但是真正上船的，只有五十多人。抵達台灣後，人數實在太少，既不成團，也不成隊，同時也沒有團體願意收留我們。經過幾天的投石問路，因緣實在不具，因此僧侶救護隊也就只好解散，大家各奔東西了。
正當這個時候，由陳辭修（陳誠）先生主政的台灣，政治情況惡化，當局嚴格查管不明人員的流動，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關在桃園的一所倉庫裡。感謝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以及“立委”、“監委”們的大力營救，我才能九死一生，逃過劫難，並在台灣居住下來。
期間，香港的師友雖然也濟助旅費，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帶錢到台灣的人沒有找到我，因為當時我被政府拘留。等我獲釋出來之後，他已經回到香港，彼此緣慳一面，讓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當時也有一些不認識的信徒，輾轉來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馬來西亞的佛教會，也希望有布教師前往弘法。但我都因為旅費無著，同時也自感語言不足，所以不敢貿然前往，於是我就這樣安分守己地在台灣住了下來。
最初我住在中壢圓光寺，後來掛單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分別主編《人生雜誌》，以及為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餘暇時間就撰寫《玉琳國師》《無聲息的歌唱》等。但實際上這時候我的弘法重點，已經慢慢轉移到宜蘭了，在宜蘭展開我的理想，到各個鄉村弘法布教。
我於一九五三年春天到了宜蘭，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我在宜蘭念佛會成立青年團體，成立文藝社、歌詠隊、補習班、讀書會，廣泛攝受、度化青年學佛，我用連環圖紙戲、幻燈片等道具輔佐傳教。一些兒童、青年、婦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機學佛者，聽到我們弘法的宣傳喇叭聲：“咱們的佛教來了！”他們都深受感動，紛紛到我指定的地點聚集，助長了佛法的弘揚，也提升了我傳教的信心。
在我所度化的對象當中，大部分都是軍人、青年、婦女、學生。我除了到學校布教、監獄弘法外，同時舉辦鄉村同樂會、佛誕遊行，等等。我還開辦施診所，展開鄉村的冬令救濟。尤其每遇颱風來襲，我率先趕至災區，給予受災民眾關懷、幫助。我在宜蘭來來去去至今數十年，雖然沒有做到“萬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稱我一聲“宜蘭法師”，這也是我人生中影響深遠的一件事。
當時我在宜蘭、台北弘法十餘年，感覺在台北受到的壓力很大，因為這裡的會議特別多，每次開會，人家要我參加，如果我不出席，他們會說我不跟他們合作。此外，經常有人請客，一人請客，相繼地就有多人回請，常常一連十天、半個月沒有回寺吃飯。如果婉拒，他們就說“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時來自海外的賓客很多，經常要到飛機場迎賓送客，如果不應招而至，他們又說“你不幫忙”。
為了跟大家合作，為了看得起大家，更為了應該要幫大家的忙，我經常到處應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裡。所以感覺長此以往，終非久遠之計。同時，因為我和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緣分，我曾經多次前往高雄講經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眾聽講；每次來去，聚在火車站迎送的隊伍，都在幾百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