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
一、前言
國內對於留學國外而有了卓越成就的讀書人，不稱學者，而稱為學人，教育部的國際文教處，也特別以這些人為對象，辦了一份名為《海外學人》的月刊，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則以這些人為對象，設置了一種人才專長分類登記的稱為「人才庫」的資料中心。像這樣的學有專長的留外學者，大概有一萬人以上。與中華民國政府取得聯絡的，僅其十分之一，也就是一千人左右，從今（一九七五）年二月以後，我也成了其中被政府重視的一員。首先接到政府駐日代表馬樹禮先生的賀函，繼之於三月二十九日，馬代表特假東京六本木的隨園，為之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接著便收到了教育部、青輔會及救國團三個單位聯合邀請出席國家建設研究會的函件，並且說明來回機票和會議期間的膳宿，均由政府招待。而其出席此會的主要條件，是在學術上聲名卓著並對國事熱心者。此項會議，今年是第四屆，每屆被邀請的海外學人為一百二十人。這正表示了政府對於在國外養成的人才之重視，也可以說是給予海外學人的一種鼓勵，使得熱愛祖國的知識分子，有機會盡其書生報國的責任。更可以說是給予海外學人的一種榮譽，古人讀書，有衣錦還鄉的榮耀可見，今人留學國外，有了卓越的成就時，也能受到中央政府的邀請回國，對於一個讀書人而言，至少也是一樁值得欣慰的事。
當然，對於一個僧侶身分的本人來說，個人的榮辱，不足輕重，但在以往，國內流傳著：凡是留學日本而攻讀佛教課程的僧尼，得到了學位，政府也不承認。因此，我的博士學位，政府當然不可能承認了，不被政府認可的學位，也就等於白費心了一場，所以佛教界的前輩們對於資助青年留學日本的事，總是抱著觀望態度的多，甚至我已得了博士學位，國內教界的反應也不太起勁。其實，政府不承認留日僧尼之學歷的實例，的確有過，有某尼師到東京的駒澤大學，從大學三年級插班，讀了兩年，畢業回臺灣，她因在國內沒有大學一、二年級的學歷，而臺灣的佛學院學歷又不受政府認可，所以政府無法承認她的大學士資格。另一位法師也是東京我所就讀的立正大學碩士，政府以為日本的佛教關係大學和臺灣的基督教所辦的神學院或補習班類似，所以不承認，結果以公函向駐在日本的文化參事查詢，知道立正大學是一所正式立案並且相當有名的私立大學之後，這個問題便解決了。可是臺灣佛教界的傳說，依然沒有停止。所以我正好趁此機會，現身說法，我能受到教育部等單位的邀請，那有不被承認的道理，事實上我的專長資料，已被政府的「人才庫」所蒐集。我希望證明一個事實：留學日本而有了成就的話，政府是沒有理由不承認的。
同時，我曾對於近世中國佛教義學人才的缺乏而提出過警覺性的意見，因為義學不振以致不易使得知識分子接觸佛教和接受佛法，這次能有機會參加海外學人的行列，回國出席國家建設研究會，正可以顯示佛教的知識水準，更可為僧侶的知識程度，向國內外的中國人，做一次事實的說明。雖不能奢望因此而吸引多少人信仰佛教，至少可用這一事實告訴教外的人士，中國佛教正在走向時代化的知識領域，而使人們一新耳目。所以我毅然地接受了邀請。
▲由東京抵臺北機場時，與南亭長老（左三）、慧嶽法師（右五）及吳馥麟居士（右一）等合影於松山機場
此項出席國建會的消息，傳到臺灣的佛教界，最高興的人，當然是家師東初老人。南亭長老也特別來信說，當我回國時，至少要把班機的日期和時間告訴他，所以七月十八日，使他老人家和成一、慧嶽、倫參、寬裕等法師，以及吳馥麟等三數位居士，在松山機場等了我兩個小時，才見我從海關辦完了手續出來。《菩提樹》雜誌，則於六月八日出版的該刊二七一期上，以「寄望於中國佛教會」為題，對我即將回國出席國建會一事，寫了一篇表示歡迎的短論。因為中國佛教會在改為常務理事制之後，群龍無首，我是由中國佛教會派遣出國深造的名義留學日本的，故在學成之後宜向該會提出報告，我寫了三封信，而該會的值月常務理事，仍對家師埋怨我看不起中佛會，未給其報告，故對我不便表示什麼，因此方有《樹》刊的不平之鳴罷！可是，當我回國期間，雖在極度緊張的活動日程中，仍然抽出時間拜訪了諸山長老及法師、居士們，並且也受到了他們熱烈的歡迎。這是我要向他們深深致謝的事。
二、辦我的私人手續
國建會的開會日程是七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報到，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十二日，是正式的開會期間。我因為美國沈家楨居士的建議，接受了美國佛教會邀請赴美的聘書，在辦理赴美簽證的手續中，需要臺灣的警察證明及填有父母姓名的戶籍謄本。警察證明在高雄煮雲法師的協助下，代我辦妥寄到了東京，戶籍謄本也託張曼濤先生申請到了。可是在我自軍中退役下來，向戶政機關申報戶口時，戶籍員漏填了我的父母姓名，轉移戶口時，又被填成了「父母不詳」，此在當時，我是發覺了的，但卻以為我已出了家，而且母親早已去世，老父留在大陸，生死不明，故對戶籍上的如何填寫未予重視。但是辦理赴美手續時，填有父母姓名的戶籍謄本，可代替出生證明，否則，出生不明的人手續就難辦了。於是，書信公函來往，拜託了戶籍所在地的朝元寺當家慧定師，向戶政機構申請加填，結果費時兩個月，仍不得要領。若不親自回國一趟，根本無門可通。為此，我便提前回到了臺灣。希望趕在開會之前，將我戶籍上追加父母姓名的事辦成。
這項手續，真是難關重重。回國後以為戶籍所在地的基層機構辦不成，向中央政府的內政部申請，總可以得到一個補救辦法的指示。殊不知由立法委員儲家昌先生及國建會的執行秘書姚舜先生各自給我一張名片，去找內政部的政務次長雷飛龍先生，雷先生立即把我引見了戶政司的副司長，那位副司長問了我幾句話，便往下交，交到臺北市警察局戶政課課長，課長很乾脆，一句話也沒有，再向下交至一位課員。結果還是徒勞一場！
七月二十二日，去拜訪一位往年我在山中掩關期間以及留學日本初期的護法張伯英居士，順便向他提起此事，他便安慰我說：「你是一位出家的法師，自然是跑不通的。但是此事非得辦妥不行，否則等於把你的行動限制住了。」於是，派了他公司裡的一位管總務的胡振藩先生，陪我乘飛機南下了高雄一趟。二十四日早晨在赴南部以前，接到佛光山星雲法師的電話，因他組團即將訪問日本，所以到了臺北市。他是我多年的老友了，立即由吳馥麟居士陪同，驅車前往星師臺北的道場普門精舍訪問，並告訴他馬上要南下的事。星師立即為我給高雄縣警察局的督察長姜振助先生寫了一張名片又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介紹信。就是這樣，到高雄一下飛機，便有張伯英居士在高雄工廠的交通車在等著，於是直駛高雄縣警察局。在姜督察長用電話四處聯絡的結果，始知此乃一樁極其簡單的手續，只要在一張印妥了的表格上，填上父母姓名，再找戶籍所在地的兩位公民蓋章作保，戶政機構便可受理的事，何況我還持有國防部於一九五六年發給的「戰士授田憑證」上，也明記有我父母的姓名。結果，便於七月二十五日，到我曾經住過六年多的美濃鎮，非常順利地辦好了這項手續。到此，我除了對於協助我的熱心的友人們表示深切的謝意之外，對於政府的各級機構，從內政部的副司長而至鎮公所的戶籍員，竟無一人願為便民的事負起責任來，用點頭腦解決極易解決的小問題，感到奇怪。
三、國家建設研究會的活動日程之一
現在，我想把回國期間的主要活動情形，分成國建會與佛教界的兩部分，簡單地記錄下來。
我因去了南部一趟，七月二十六日上午才返回臺北，下午去臺北火車站前的中國大飯店，辦了報到手續，這便是政府招待回國學人及其眷屬們的食宿之處。往年的地方是圓山大飯店，因為近於郊區，交通不太便利，所以由上屆的出席人員，建議今年改在臺北車站附近。中國大飯店是比較保守和寧靜的一家觀光旅館，它沒有夜總會等的設施，這也是被選中的原因之一。
有居士問我：「法師何必要住旅館，臺北的佛教道場那麼多，住寺院豈不更好？」其實，這個問題我也考慮過，但是會議期間，是集體活動的，有的節目排在早晨，比如蔣院長的早餐會，比如往中南部以及外島訪問的出發時間，均在凌晨四、五點鐘，我住進了寺院的話，豈不麻煩透頂？何況國建會的籌備人員，早已接受了我要素食的要求，在臺北時把我安排在功德林素食館，到外縣市參觀時也特別派了一位大會的服務人員，照應我的飲食。所以我覺得還是不住寺院的好。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先到圓山忠烈祠，向革命先烈及陣亡將士的英靈獻花致敬。大會的參加人員，一共分為文教、工商、財稅、交通、農村、社會等六組，分乘六輛冷氣巴士。由於國內把宗教事務隸屬於內政部的社會司，所以當我尚未回國時，籌備人員便以我的專長而分配在社會組，其實，宗教信仰的活動，雖屬社會問題，以我研究的佛學而言，應該是文教的範圍。不過此在集體參觀以及聽取政府首長報告的日程內，屬於任何一組都無關宏旨，所以我在社會組中待了八天，到八月四日進行分組討論時，才改到文教組去。
因為社會組是編制中的最後一組，乘車是上最後的一輛，排隊是在最後的一列，進入各種場合，都是扮演著壓陣的角色，但在社會組中的成員，多是生物學、醫學、心理學、建築學、勞工問題、社會學等的專家，經過數日的相處，彼此間都成了知己的好友，其中如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吳興鏞博士，佛羅里達大學的祝咸仁博士，喬治華盛頓大學的黃崑巖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的錢熙博士等，都交談了很多，甚至會期結束回到各自的僑居地後，還和我通信聯繫。
二十七日上午參觀忠烈祠後，折回臺北市區的三軍軍官俱樂部，進行預備會，由召集人蔣彥士及潘振球主持，執行秘書姚舜介紹了大會的各組組長以及由各部會派來大會的聯絡人，然後分組個別選出了各組的領隊與副領隊，又從六組的領隊人中，選出了一位總領隊馬潤庠博士，他是一位立法委員，曾任財政部次長，現為加拿大任教的經濟專家。他雖屬於財經組，卻常找機會來跟我討論因緣因果和頓悟漸悟等的問題，他不是佛教徒，卻對基督教的原罪和贖罪之說大感不滿。會後又在周宣德居士為我設的祝賀宴上遇到這位馬博士，原來他與周太太是南開大學同學，席間他又把基督教批評了一番，殊不料應邀同席的東海大學董事長查良鑑先生是基督徒，場面頗有一點不好意思，好在他們之間也是老同學老朋友了。
下午去桃園縣的慈湖，向故總統蔣公的陵寢致敬，慈湖之名是蔣公生前為了紀念他的生母王太夫人而取的，停靈於慈湖，等於回到他慈母的懷抱。雖在浙江慈谿縣的東北十里處，也有一湖，自宋朝的楊簡開始，即將之命名為慈湖。可是，從蔣公為懷念王太夫人而寫的〈慈考錄〉，所建的慈庵，以及在日月潭所建的慈恩塔等的「慈」字推論，其陵寢所在地的慈湖之取意，當不同於宋朝的楊簡了。此可參看東初老人所著《蔣總統與佛教》一書。那天下午，天氣很熱，但卻是個萬里無雲的晴天，下車後列隊步行至陵園的通道是沿著湖邊的柏油路，陵園在湖的西面，是一座磚瓦築成的四開廂平房，正中的堂屋裡便是由黑色大理石砌成的棺槨。我們列隊行禮後，逐一進入屋內，繞過靈柩時，見到蔣經國先生，佇立在一側，是以孝子的身分，向我們一一握手道謝，又以首長的身分，一一慰勞。因我當天穿的是一件深灰色的長衫，並且站在最最後面的行列中，到我走進靈堂時，才被新聞記者們發現，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把攝影機對準了我。當天回到臺北，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的歡迎茶會上，我竟成了記者群所包圍的主要對象之一，記者先生和記者小姐們都很年輕，對於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常識，知道得不多（當然是由於我們所做的宣傳工作太少），所問的均非中肯的問題，他們僅是由於在海外學人群中發現了一個和尚而感到新鮮和好奇，所以我也未能使他們每一位記者，都得到了滿意的答覆，頗感抱歉。不過在當晚的電視新聞上，有人看到了我的鏡頭，有兩家廣播電臺也為我做了錄音的訪問，第二天在松山機場前的民航局大樓的會議休息室，又接受了臺灣電視公司三分鐘的錄影訪問。有一位現住臺中市的往年在軍中的朋友薛君，從報紙和電視中見到了我的名字和錄影，特別由三軍軍官俱樂部轉來一封表示懷念和欣喜的信。許多學人見了面，都說在電視上或報紙上見到了我，我自己雖因太忙而僅看到由大會贈送的《中央日報》上對我的簡單介紹外，既未聽到廣播也未看到電視。但我覺得，不論佛教界的僧俗同道對此的觀感如何，至少在我個人，是為比丘這個身分，向國內大眾做了一次聊堪自慰的表揚工作。
七月二十八及二十九兩日，均在民航局大樓的會議廳中，聽取了外交部長沈昌煥的國際關係報告，教育部長蔣彥士的教育發展報告，國科會主任委員徐賢修的科學發展報告，經濟部長孫運璿的經濟建設報告，財政部長李國鼎的財政金融報告，國防部計畫次長葛中將的國防建設報告，聽完了這六項的國情報告之後，又去新店參觀了司法行政部的調查局，見到了各項資料，此對於久居海外的我們這些學人而言，增長了不少的見聞，也對於臺灣的前途和我政府的遠景，加強了信心和向心。民航局大廈的會議廳，剛落成不久，相當現代化，會議桌上每兩人面前有一支發言用的麥克風，座位都是旋轉式的沙發椅，連續坐了兩天，並不感到疲倦。尤其是調查局的一頓晚餐，乃是會議期間最豐盛的一餐，使得與會的學人們都吃得讚美不已。特別為我準備的素菜也非常的多而可口。據說調查局極慷慨，凡是結隊前往參觀的人，都會受到同樣的招待。
七月三十日，起大早至松山機場，分乘兩架專機，飛往高雄，早餐是在飛機上吃的，降落小港機場後，立即登上等候著我們的冷氣巴士，直駛中國造船廠，再參觀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在煉油廠吃中飯，籌備人員忘了為我另外預備，臨時將我安排到廠中員工的食堂裡去吃了一飯一湯。大會籌備處的一位蕭博士過意不去，他自己吃完了立刻跑來陪我並向我表示歉意，直到會期結束時，他還一再地表示我是一位最隨和最容易招待的客人。事實上，因我吃素，已為籌備處的接待人員添了不少麻煩，何況那天使我正好有機會和該廠的幾位員工，在他們的食堂裡談了一些家常，結了一些善緣。下午赴左營的海軍基地，參觀了海軍陸戰隊的操槍表演、跆拳表演、潛水表演和山地訓練等之後，便到風光綺麗的澄清湖畔的青年活動中心，在那裡吃晚飯，餐後則品嚐了臺灣省農業試驗所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研究培植成功的幾種新品種的木瓜、芒果、百香果、西瓜和冰凍荔枝。高雄、鳳山一帶是我二十年前住過數年的環境，這次舊地重遊，卻有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之感，小港機場已由一片草地變成了現代化的噴射客機的起降之地，從機場至高雄市區的公路，由石子泥沙而成了六線大道。左營軍區美化了，澄清湖畔也多出了不少的新建築，當晚住宿的宮殿式的圓山飯店，更是初次見到。改良品種而且尚待推廣種植中的各類瓜果，更是第一次吃到的東西了。
▲與參加國建會的同仁合影於臺中梨山賓館前。
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乘巴士到高雄火車站，轉乘光華號至臺中，即分成兩組，屬於Ａ組的我，下午即乘巴士沿著中部橫貫公路向上，參觀了達見（即德基）水庫，當晚住宿梨山賓館。晚餐後看了兩卷記錄片：一卷是介紹蔣經國先生攀山越嶺，視察橫貫公路的開築情形，以及退役後的榮民們在梨山開墾，種植水果和成家立業的實況；另一卷是介紹蔣經國先生深入民間，體察民瘼，為民謀福，受民愛戴的影片。
八月一日上午，參觀了梨山上由榮民闢成和組成的福壽山農場的果樹園，在那裡可以見到世界各地的蘋果、梨子和桃子等果類的品種，雖然由於氣溫、土壤、雨量的天然環境的限制，無法和其原產地相比，但在亞熱帶的臺灣而能生產寒帶的水果，已是喜出望外的奇事了。所以經過十七年的努力之後，今日的梨山果農的收入，平均已達每戶每年一百萬元新臺幣上下。農民的住宅，多相當舒適、新穎和寬大。所以有的來自美國的學人要主張，應當提醒生長在美國的子弟，回來學學梨山榮民的精神了。當天的日程，是和Ｂ組對調，他們上梨山，我們回臺中，下午參觀了正在興建中的臺中港，晚宿臺中市的臺中大飯店。
▲作者與國建會接待組組長馬鶴凌先生合影於臺中橫貫公司的德基水庫
▲國建會同仁參觀臺中港。
▲參觀省政府聽取簡報，作者左右為李沅蕙博士及王三聘博士
八月二日上午，拜訪了臺灣省政府，聽取省主席謝東閔的省政簡報，謝主席聽說我來自東京，特別和我多談了幾句話，自然而然地又被攝影記者搶拍了幾個鏡頭。從省政府出來，便與Ｂ組會合，同往成功嶺參觀正在集訓中的大專青年的軍事教育的實際生活。學人之中，有好多位是從成功嶺出來的人，我雖未在該處受過訓，見了成功嶺的軍訓教育，便很自然地回憶到了初來臺灣時所曾受過光頭、光背、光腳的所謂三光運動的新兵生活。後來也受了軍官訓練，但比起現在成功嶺的生活水準、生活環境和教育設施，不能不為現在的大專青年們慶幸了。成功嶺上的午餐，與穿著草綠色軍便服的青年同桌共餐，吃了饅頭和稀飯，又使我重溫了往日的軍人生活的滋味。所不同的，現在的我是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而不是軍人了。同桌有位同學對我表示，將來如有機會也希望出國深造。很顯然地他對我們這批訪客，頗有見賢思齊的意向，當他到了我們這般的年齡時，誰能說達不到他的目的呢？政府安排我們參觀成功嶺，目的是使我們知道國家對於大專青年所施文武合一教育的好處，同時也鼓勵了大專青年們向上奮發的精神哩！這次中南部的參觀訪問是包括了海外學人一百一十七人、國內學人十七人，加上他們同行的夫人，一共二百餘人，由成功嶺出來，又乘了六輛冷氣巴士，直開臺北的中國大飯店，途中遇雨，坐在車內則毫無影響。有位南京市出生的祝咸仁博士，他是社會學的專家，幾天相處已很熟悉，而且非常健談，他的母親信佛極其虔誠，他本身則僅將宗教信仰，當作社會學中的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來處理，所以很想跟我做一次長談，結果他是選擇了從臺中回臺北的巴士上鄰座的機會。他問了我很多問題，比如六道輪迴和三世因果，佛和神，精神和靈魂，實際的存在和意識想像，乃至問起佛教的出家和在家，出世和入世，以及對於生理自然反應的性欲的如何處理和禁止。我給他的每一個答案，他都說很有道理，並且也沒有反駁的餘地。但他告訴我，他們現代的科學家之要相信一項理論之為真實，必須通過兩重檢查的方法，也就是說，我向他說明的道理，在邏輯上沒有毛病，所以不能反駁，在經驗上無法使他親自來耳聞目睹和身歷其境，所以他不能盲從我的理論而來接受佛教的信仰，因為邏輯僅是辯論用的工具，它卻不能代替經驗的事實，合乎邏輯的說法，不一定就是事實或能成為事實。他是在現代西方學者遵守的所謂經驗邏輯的原則下，向我發問的。我告訴他，宗教的經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佛教的各種修行的方法，便是使人達到宗教經驗之目的的工具，佛教只能告訴你用什麼方法，可使你得到什麼結果，卻不能將我已得的經驗顯現給你看，不能使你也立即見到和我同樣程度的宗教經驗。佛教的最高境界，唯有成了佛的人才能知道，沒有成佛的人，佛在你跟前，你也無法識得他就是佛。即使可用神通向有緣的人顯示若干神異現象，但那終究不是使得見到神異現象的人，也能得到神通的宗教經驗。結果這位祝博士承認，佛教在使人覺得可信度方面，遠較任何其他宗教為高，如果在經驗方面給人予一種的確如此的觀念時，必可使得更多的人來接受信仰。他是從西洋來的，今日美國佛教當然尚在起步的階段，而從信仰的角度上看，大致不是西藏的密教就是日本的禪宗，此正因為西洋人重實際，工商業社會尤重實效，以西藏的密法和日本的禪觀，大抵皆有多多少少的速成的效驗可觀，此從精神的心理反應和肉體的生理反應方面，是可以證明給人看的。我們中國的近世佛教，在修證的方法上，不是無人講求，但大多落於形式的外表而疏忽了系統性的步驟，這是值得反省的事。
八月三日星期天，日程表上是自由活動，但在前兩天便得到口頭通知，希望我們把三號的早餐時間留下來。原來是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招待我們吃燒餅、油條和豆漿。地點在三軍軍官俱樂部，進門時蔣院長已在門口等著，逐一握手表示歡迎後，入席就坐，與蔣院長同席的是各組的領隊人，其他則為自由入席，我是出家人，遵守我自訂的原則：照相不往中間擠，坐時不選大位子，走路不搶在人前，飲食但求能果腹。所以坐得距離上席的位子較遠，但是蔣院長透過麥克風的即席致詞，誰都能夠聽到的。他說國內是富有人情味和親切感的，我們不僅是接受了物質上的招待，更重要的是情感的招待，希望我們能對國家的建設，提供更多與更寶貴的意見，加速完成各項建設。他又說我們國家的處境雖然艱困，但在舉國上下充滿信心，精誠一致，已形成空前團結，使所有的中國人都能過著富裕安康的生活。
八月四日至八月九日的六天日程，是分組討論，我也正式向文教組報到，六組之中，文教組的陣容最大，加上三位國內學人，一共三十三位，數天之後，來自美國加州大學的吳允祥，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張鶴琴，西班牙國立拉固拉大學的陸錦林，美國田納西州立大學的楊景華，紐約市立大學的翟文伯，波士頓大學的廖昭雄，德拉瓦州立大學的劉岱，夏威夷大學的羅錦堂，國內學人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院院長陳履安等，都成了知己。其中的張鶴琴博士是天主教徒，曾經擔任過神職，楊景華博士是基督徒，而他的岳母是臺北華嚴蓮社的信徒，劉岱博士的專長是西洋史，對於宗教學則很有興趣。其他的幾位雖與宗教無關，卻覺得我是一個很好的談天的對象，跟我一談，自然而然便會觸及佛教的宗教問題。我在八月四日上午，由教育部長蔣彥士以及幾位司長列席的討論有關大專和高等教育的課程編排問題時，我本來沒有準備發言，當許多人爭著發言，甚至發言數次之後，領隊也是會議的主席顧培慕博士，卻指名來徵詢我的意見了，既然把麥克風送到我的面前，不發言當然可以，放棄了則相當可惜，所以我提出一項建議，希望教育部考慮於大專院校中設立宗教研究所或研究室，同時在大專的課程中開一門比較宗教學的必修課，以期促使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相輔相成地平行發展。對我此一提議，立即引起了爭論，首先是蔣彥士部長站起來聲明，政府為了避免教育制度的混亂，不考慮承認各宗教團體私設的如基督教神學院等的機構；同時為了教育的獨立，不考慮將宗教帶進學府。很顯然，他是把對宗教學做比較研究和宗教信仰的傳教活動，看成同樣的事了。因此便有張鶴琴與楊景華等，一再地為我提出補充的意見，來支持我的建議。結果，在我們文教科學組做成的建議事項的第一條，便是：「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的平衡發展非常重要。」在對大專院校課程改進的建議項下，有了「增設比較宗教思想的選課，以加強道德陶冶及人格修養」的一條。會後好多位學人都說我的見解純正而且適合我的身分，由於我是出家人，不便做激烈的論辯，所以他們代我出面據理力爭了。
八月五日名為分組研究，實際上是做了一天的分組參觀，我們文教組，上午到了臺灣大學，聽取了閻振興校長的簡報，他對臺灣大學藏有百萬冊書而自傲，其實當我參觀了歷史系的開架式圖書館後，便向該系的系主任請教，何以盡是些未見利用的戰前由日本人留下的舊書，國內出版的新書固然少，外國出版的新書尤其更少。他的答覆是由於向國外購書，需經過國貿局結匯，一本新書出版後，立即訂購，到達圖書館時，已在一年之後。我後來在討論時提出來，連國科會的科技資料中心的負責人，也呼應了我的看法。可見國內圖書缺乏，添置沒有計畫，而且方法極待改善。事實上全臺灣各大專院校圖書的總數量，尚不及美國哈佛大學所藏的三分之一，因此我又向教育部的次長林清江請教，外國的教育主管單位，對於各公私立大學的招收新生名額的申報，必先申報了圖書的數量須與學生人數成一定的相等比例後，方可准予招生，國內是否也有這種制度？答案是尚未建立這樣的規定。當天上午又參觀了國防醫學院，並在那兒進了午餐。院長盧致德先生見到我是出家人，才想到忘了準備素菜，連連向我道歉，結果臨時燒出來的兩菜一湯，比他們吃的葷菜還好，量多味美，色香味俱全，引得同桌的學人們，也把筷子伸進了我的盤碗裡來，幫著我吃了一個精光。下午參觀了師範大學和政治大學，也許在外國的先進國家，已沒有了專門的師範大學，而是將師範教育的科目附設於一般大學內，有志於從事教書工作的學生，可以另外加修師範科目，所以我對師大的印象不太好。我在國內未曾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出國之前對於臺大及師大，頗有高不可攀的印象，到日本跑遍了著名的公私立大學之後，再參觀臺大和師大時，卻覺得有些與時代脫節的觀感了。從師大出來，參觀了政治大學，該校在臺灣復校的歷史不久，卻予人有一種前途有望的印象。使我們最感興趣的，是新成立的人文資料中心，分門別類，對各種資料做了精細的規畫和陳列。甚至把臺灣各大學中歷來有關人文科學的碩士論文的原稿，也全部蒐集在那裡。對於做研究工作的人而言，像這樣的資料中心是相當需要的。只是它的蒐藏量尚待繼續充實之中。
▲學術研究環境小組於教育部午餐，左起：陳履安、田寶代、林清江、黃文宏、王振鵠、諸家俊、作者、劉岱。
八月六日起，文教組的三十三人，再行分為十一個小組，這是就各人所攻專門領域的不同而做的分類，因此，有兩個小組，每組僅一位海外學人，政府則派了幾位與其有關聯的人員陪同他們去做實地觀察和備作詢問的對象。我選的是「學術研究環境」主題，同組的海外學人有六位，加上國內學人陳履安，共計七人，算是最熱鬧的一組，但在進行討論時，僅剩下了國內一人、海外三人。國內的陳先生曾任教育部司長，現在仍任公職，雖被我們推為召集人，他卻默無一語，列席備詢的有次長林清江，中央圖書館長諸家俊，政大資料中心主任田寶代，師大圖書館長王振鵠等四人。因此當大家講完話之後，便輪到了我，我是不準備發言，卻不是不敢發言或不會發言，既然大家要我說話，政府花了很多錢請我們回國的目的，也在希望我們貢獻可資建設國家的意見。所以提出一個問題要求中央圖書館長解答，那就是國內的圖書數量既然如此貧乏，有的圖書可能全國僅有一冊，而此一冊存於何處，可能誰也不知道，如果全國各公私立圖書館的所藏圖書，有了一部統一性的聯合目錄，對於要利用圖書的研究者而言，就便利多了，像這樣的目錄是否已在編訂？或者正在考慮編訂？或者從來沒有想到過？然在日本的國會圖書館，不但早就編印了，而且每過幾年重新編印一次。在座的人員聽了我的議論，無不表示欽佩，並且承認，中央圖書館限於財力，尚無力為此，希望能藉著本屆國建會出席人員的提議，由政府撥出專款進行。這一來教育部的林次長立即聲明，由政府撥款恐怕不容易，還是責成「各圖書館統一格式，分別編訂目錄，送交中央圖書館集中編訂聯合目錄」。結果，此項建議，便成了我們小組的第一條記錄。陳履安博士是陳副總統的少爺，年輕有為，頭腦清晰，毫無官僚氣味，所以很不願意人家提起他的父親，卻喜歡敍述他的母親。他在八月六日以前，從未和我談一句話，但到那天下午卻主動地找我商量整理會議記錄的事，並邀我於八月九日的晚上，到他的府上談談佛教信仰和一些宗教現象的問題。
八月七日，文教組的全體學人又會合一起，乘專用的冷氣巴士到新竹地區，參觀了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以及工業技術研究院。見到了清大的原子爐，也看到了工業技術研究院的各種試驗和發明，留學西德的化學工程博士許巍文居士，即在該院擔任一個「稀珍化學品研究室」的主任。他見到我，非常高興而懇切地合十歡迎，但他要負責向我們說明該室近年所研究成功的各項化學工業品，所以僅和我談了兩句話，便沒有機會再說什麼了。對於科學技術及化學工業，我是完全外行，但當參觀了清大、工業技術學院、國防醫學院以及八月八日上午參觀的國科會資料中心之後，覺得國內在科技教育方面的努力和成效遠超過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成就。
八月八日，上午參觀，下午討論之後，各小組便做成了決議案的草稿，準備到第二天的文教組全體人員的綜合研討會上提出報告。當天晚上國防部參謀總長賴名湯，在三軍軍官俱樂部招待晚宴，餐後又往實踐堂欣賞空軍大鵬國劇隊演出的平劇，戲目是三叉口、拾玉鐲、打漁殺家──改名為慶頂珠。這是我出家十五年來第一次看了戲。
四、國家建設研究會的活動日程之二
八月九日是各組自成一系的綜合討論，我們文教組是在教育部會議室進行，由蔣彥士及徐賢修代表教育部及國科會為會議的主持人。幾天以來蔣彥士先生幾乎天天見面，徐賢修那時還兼任清華大學的校長，所以彼此也已熟悉，交談了不少，國科會的副主任委員──現在的清大校長張明哲先生也在同桌吃飯談了一些。蔣彥士是教會學校出身的基督徒，張明哲不但是基督徒而且還是一位優秀的牧師，只是沒有和我討論宗教問題。當天晚上應李金蘭居士和她的男友陳君的邀請，在中山北路的大鴻園素菜部用了餐，即由陳君駕車拜訪了回國學人吳興鏞博士在臺北市的老家，因他邀約了原任臺大哲學系教授的陳鼓應先生等，也希望我能和他們見見面，由於另外與陳履安先生有約，我僅在吳家匆匆地寒暄了一下，又坐上原車，到陳家去了。到達陳家時剛好八點鐘，他已約了他的三位朋友和他們各自的夫人在座，其中一位是出席國建會的學人，另外兩位是嚴欣榮和錢鵬倫先生，都是國內的實業家，並且和美國的沈家楨居士熟識。尤其是錢先生，聽他談吐中對佛法認識的程度，實可算是一位已經信佛的居士。他們問了我很多問題，比如人死之後的去向和狀態，在未生之前又是怎樣的狀態，佛教所說神識和一般所說鬼魂的區別，佛教所說的業和普通所說的孽又有什麼不同？神、鬼、妖物和幽靈的不同在何處？目前流行的所謂碟仙的現象，我的看法如何？風水地理和星相易卜的理論，我的意見怎樣？因為陳氏的興趣很廣泛，對於這些所謂九流百家的東西，都曾經接觸過。他還特地把他出生不久後即被一位出家人取了法名，寫在一張紅紙上的事告訴我，並且要他的太太取出來給我看，陳氏今年已經三十八歲，那張紅紙還是相當新，說是他的母親在他結婚後交給他的，他的母親並非佛教徒，卻把為他取了法名的紅帖子保存得如此的好。所以陳氏覺得，至少他是與佛有緣的。當晚一直談到深夜十二點，仍有意猶未盡之感，所以臨走要他的車夫開車送我回寓所時，陳氏還對我說，他準備以書面提出一百個通常發生而又不知如何解釋的宗教問題，請我做通俗性的解答後公諸於世。畢竟他的公務太忙，迄今尚未見他寄來哩！
分組討論於八月九日結束後，八月十日及十一日我們又分成了Ａ、Ｂ兩組，分別搭乘專機，赴金門戰地和花蓮的大理石工廠參觀訪問。我在Ａ組，所以在四點多鐘就被電話鈴叫醒，要我起床，準備乘車去松山機場，辦理去外島的手續。那天天氣很好，八點三十分降落金門機場，受到戰地司令官的熱烈歡迎，接著分乘四輛金門的小型巴士，由政戰部主任方少將做隨車嚮導，沿途介紹金門的各項建設。我雖曾在軍中十年，金門這是初訪，從飛機上鳥瞰金門，實在不大，著陸後遊覽金門，卻是不小。這個被譽為海上長城的金門縣，在二十多年來守衛國軍的建設下，已成了國際知名的觀光勝地，友邦人士稱它為「地下堡壘海上公園」。全島可供遊覽的有十大勝景，我們限於時間，僅遊覽了陶瓷廠、莒光樓、擎天廳、新市里、太湖、馬山的坑道、古寧頭和古崗樓，到處是湖光山色，亭臺樓閣，從地面上一點也看不出戰地的情調，也很少看到軍人和軍事築構，但是參觀過擎天廳和兩個像八卦陣似的大坑道後，始知金門的軍事設施，均在地底下或山腹裡。在莒光樓聽取簡報之前，我坐在一位中年男士的旁邊，此人似曾見過，但他並非國建會的學人，我隨便和他談了幾句話，還是想不起來他是誰。見大家坐定之時，他站在前面向我們自我介紹，說他也是國建會的召集人之一。原來，蔣彥士和潘振球兩位召集人，在臺北幾乎每天見面，另一位召集人青年救國團總團部主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工作會主任李煥先生，到了金門才和我們見面，我所覺得的似曾相識，大概是在新聞報刊中見過的緣故。那天他是為了陪同我們，同時也是為了視察大專青年暑期活動的金門戰鬥營。我們在浯江中心午餐後，也和李煥先生一同訪問了金門戰鬥營的大專青年，一千七百多位男女學生，均穿著草綠色的軍便服，列隊唱著歡迎歌，歡迎我們去訪問，我也隨同其他學人，一一地和他們握手，有的從最後排伸出手來拉住我的手說，他也信佛教，在電視上看到我好高興，在金門遇到我更高興。有的女同學則向我合掌問訊，並說是大學裡佛教社團的社員。這樣的情形，在訪問成功嶺時也遇到一位男同學，他還看過我寫的好幾種書哩！若謂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那麼作為一個出家人的我而言，應該要說凡有人處必有知音了。後來我也將此感受告訴了倡導大專青年佛教運動的周宣德居士，飲水思源，對於所有播種菩提幼苗的園丁們，當報以慰勉和感謝之意。那天下午很熱，三點正我們準時離開金門，因為軍方聯絡好了護航的空軍飛機，不便延誤。總之此次的金門之行，是所有的參觀訪問之中，最值得回憶的一項安排。
八月十一日，預定去花蓮參觀大理石工廠和橫貫公路的天祥與太魯閣，結果天不作美，遇上颱風，中止了。
八月十二日，是我們活動日程表上的最後一天，上午出席了行政院新聞局的國際關係座談會，與會人員對於新聞局的海外工作，提出若干質詢，頗有不滿之意，政府駐外人員的種種問題，在國內的報刊上也曾有過報導和檢討。接著出席了《中央日報》社長楚崧秋招待的茶會，討論該報海外航空版的內容，航空版僅一大張，專為海外讀者而編印的，除了副刊之外，完全和國內版不同，即使是副刊，也有幾篇連載的小說是該報特別約了作家為海外讀者而寫的。我出國六年多以來，每天讀到贈閱的《中央日報》，所以是抱著表示謝意的心去的。可能我的簽名潦草了一點，第二天的報導中把我的姓名刊成了「張堅嚴」，好在也刊出了一張圖片在邊上，可以見到我的影子，認識的人，一眼便可知道名字誤植，不相識的人，對我的名字錯與不錯，自是毫無關係了。下午又到民航局大廈的會議廳舉行綜合座談會，此為讓出席人員最後發言並且供各組宣讀研究成果的建議書，以及發表總結論的一次會議。個人發言限定三分鐘，在這樣的場合，我的身分不宜與人相爭發言權，所以事先沒有準備發言。可是世間事往往會適得其反，正因為我的身分特殊，個別發言一開始，幾家電視公司的攝影機和鎂光燈，便對準了我，並且有兩位電視採訪的女記者走過來，把我座上的麥克風也打開來，請我發言，我說沒有準備，她們卻說如果我不說話，當晚的電視新聞上便會大為遜色。因此我只好把要說的話，在心裡整理了一下，更搶到了發言權。我向政府提出了兩項建議：一是為了鼓勵國內各宗教多做社會事業、文化活動、國際交流的工作，同時向國際介紹臺灣的宗教實況，按年由主管機構編印《宗教年鑑》。二是為了移風易俗，減少外人對我國的譏笑和輕視，主管單位應擬訂法律，禁止公娼，今天外來的尤其是日本來的觀光客，很多人認為臺灣的觀光事業中，最大特色之一是以公娼吸引他們，使他們解開錢包。這是我國的奇恥大辱。雖說今天的日本，禁止公娼而仍有私娼，我們臺灣則除了公娼依然有私娼，權衡輕重，當以廢止公娼制度為佳。最後我說：「以我的身分，談妓女問題，似乎有點好笑」時，真的引起了滿場的爆笑。但在會後，社會組的學人，都向我表示謝意，說我雖然脫離了社會組，最後還是恰如其分地提出了社會組範圍以內的建議。
▲在嚴總統的園遊會上與同仁王孝憲先生合影。
▲與國建會同仁接受嚴總統（左二）邀宴，左一為教育部長蔣彥士。
▲嚴總統園遊會上會見于斌主教。
當天晚上七點至八點三十分，是總統嚴家淦先生以園遊會方式，在臺北賓館的後庭園中，招待我們海外學人及其妻兒子女。事前接到的請柬中，附有一份餐點的單子，分為臺灣、福州、山東、江浙、揚州、川廣等六種不同而充滿了鄉土風味的茶點，使得出生於各個不同省份地區而又離鄉在外的學人們，都能吃到他們自己最喜愛的點心。我是選取了山東風味的燒餅、油條和豆漿，不問可知，不一定是偏愛，而是因為素食的理由。事實上那次園遊會中最受歡迎的也是我所選取的點心。
嚴總統在致歡迎詞後，即由大會召集人陪同繞行會場一周，向與會的人員致意慰問，最後走到我的前面，蔣彥士與潘振球兩位先生，同時為我做特別介紹，聽說我是常熟人，嚴總統即以鄉音連稱他是蘇州人。我說我很感到光榮，總統先生是我的鄰縣同鄉。於是，彼此都以兩手緊緊相握，多寒暄了幾句，因此也被攝影記者包圍了一陣。會中見到于斌主教，他以特別來賓的身分出席，當我和他互道寒暄之時，又被記者群包圍起來。兩個不同宗教的僧侶學人，在同一個鏡頭中出現，確有予人以一種新鮮而且是和諧的感覺。談話中于斌主教向我提起太虛大師是他的老朋友，至今仍很懷念他。後來有一位學人問我，佛教對於異教徒和非宗教徒的看法如何？我說我們不像一神教那樣，認為不信自己所信的神的話，便不得救，便是魔鬼的肢體，便當由於他們的原罪而下地獄。我們可以承認各宗教的善行價值，也能肯定非宗教徒的道德標準，人是由於各自的善惡行為所積聚成的所謂「業力」而在生死之流內上下浮沈，並不由於信佛或不信佛的原因而登天堂墮地獄。所以我們甚至承認其他宗教所標榜的善行，確是生天的正因。不信任何宗教而其自有一套道德標準，如果確能合乎人間乃至超越於人間要求的公共標準以上的話，至少他們仍可於死後轉生為人，甚至可能轉生為天上的神。不過，若求超越生死，那便必須信仰佛教的修行方法和佛教所說的行為標準了。因此，我們固然祈願人人都來信仰佛教，卻不會敵視異教徒，也不會小視非宗教徒的。
國建會是結束了，但是尚有值得記述的幾樁事。
近世以來，由於僧尼的知識水準低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僧尼的地位極低，僧尼的行業很賤，所以不受重視，甚至有少數僧尼在接受較高程度的教育之後，覺得恥與僧尼為伍，並以僧服僧相為羞。但以我這次的經驗而言，我處處謙抑，卻處處受到尊敬，我事事後退，結果卻往往由於後退而被推舉出來，我時時警惕自己的立場和愛惜自己的身分，應該走在人後，坐在人下，不出狂言，結果卻人人對我禮讓，也人人願意和我接近。沈家楨居士曾在信中告訴我說，西洋社會中，如果僧侶而具有博士學位的話，要比一般學者更能受到尊敬，此在國建會期間，我也親身體會到了。可見，提高僧尼的社會地位的唯一方法，應該是什麼？不用說也可明白了。
開會期間的時間是相當經濟的，出席的學人，學人的眷屬，乃至由各大學選拔而來為我們做各項服務的男女同學，多希望找到幾分鐘的空隙時間和我談談，出於好奇的固然有，大多是出於求知和求解信仰的問題。例如這次出席人員中僅僅兩位女性之一的李沅蕙博士，和我談了數次，均因時間不許可而告中斷，結果她要求我介紹幾種入門性的佛書，由她自己去摸索。另一位是交通組的領隊顧海昌博士，他是教會學校出身的老基督徒，對於基督教的教義從來不曾發生過懷疑，但在最近喪偶之後，卻對牧師的話大表反感。他說他自問有生以來沒有做過壞事，教會硬說因他的罪而受到喪妻的處罰。他說他們夫婦恩愛逾恆，他的太太絕不會自願離他而先死去，教會則硬說上帝愛她，召她進入天堂，她已在天上過著歡樂的天使生活，要他不要再擾亂她。因此，顧博士請教我，佛教對此的看法是怎樣？我告訴他，人與人的聚散離合的種種關係，並非出自神的主宰，而是出於人與人間的因緣關係。所謂因緣，也很難用三言兩語說得明白的。說個比喻，我們由於政府希望海外學人對國家建設貢獻一份力量，所以邀請我們回國，這是我們能夠在臺灣見面的主因。我們彼此都希望回國看看祖國的進步情形，並且也能抽出一個月的假期，所以回來彼此相遇了，這是種種的助緣。可是，政府召開的會期是有限定的，結束後必須散會，這是我們即將必然分別的主因。我們各人均有自己在國外的工作，會後一定是各奔東西，這是我們即將必然分別的助緣。然而，再舉一個比喻：同在一個辦公室內上班工作的人員，早上簽到，彼此相處一室，晚上工作時限完畢，又各自提著皮包說聲再見，這是極其正常的現象。晚上道別了，明天仍會再見，而且再見的機會很多。但是，也有因為臨時出差幾天，暫時不能再見的，也有調派外地，幾年不能再見的，也有離職他去，別有高就而永遠不能再見的。這也是通常可以明白的現象。那麼，人的生命，覺得時間很長，實則生死間的時間過程，不過比我們的公司上班人員的早合晚離稍微長了一點而已，看出了個中的道理之後，夫婦間的生離死別，也就可以不必看得太絕望和太悲傷了。他聽了我的這番比喻，似乎心境開朗了很多，過了三天，他笑著告訴我，他已準備做續絃的打算了。
開會期間，我未做傳播佛教的打算，其實我的身分，已經為佛教做了無言而有效的宣傳。我絕不主動地談論宗教問題，凡有時間，倒是盡可能地向各種專家，請教他們的專門學問，所以也無異是做了十七天留學訪問的活動。
五、佛教界的活動日程
現在，再來記述一點我在佛教界的活動情形。
這次回國是為出席國建會，回國的日期僅給佛教界的少數人寫了信，當然，並未忘掉給中佛會聯絡。結果正好有一批長老法師已組團往日本訪問，更多的長老法師則正好是我回國的那天，集合到高雄去開會了。所以在機場沒有見到中佛會的任何人。最希望見到我的人，我想應該是我的剃度恩師東初老人，所以出了機場，便叫計程車直駛新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東老人已在坐著等我，已有四年多不見了，老人風貌依舊，而我這次回國，在他而言，「望子成龍」，我總算沒有為他出醜。在我而言，「揚名聲」的目的，是為了「高顯父母」的教養有方，以作為報慰師恩於萬一。所以他老人家對我唯有這次回去是例外，沒有痛罵與訶責，並且見了他的來客，便介紹著說：「我的徒弟，在日本得到博士學位回來，出席海外學人的國家建設研究會了。」我聽了之後，真有說不出的感動。我們之間是出家人的師徒關係，他的這種心懷，事實已代表了天下的父母親情。我十六歲時死了母親，十八歲時又永別了父親，恨我今天的一點小成就，已無從換得雙親的歡心，卻仍有幸得到了恩師的歡慰，恐怕是我有生以來最大而且最值得高興的事了。因此，當我通過學位的那天，在東京斗室的觀音聖像之前跪著痛哭了一場，回到祖庭之後，又關起房門來痛哭了一場。當在面臨任何困難的時候，我除了堅定信心之外是不會恐懼，更不會流淚的。當在受到責罵和批評的時候，我除了耐心地聽和虛心地想之外是不會灰心，也不會流淚的。但當完成或滿願了一椿困難的事情之時，卻無法抑止流出感恩和感激的熱淚來了。這次回國期間，會前與會後除去了一次南部之外，每晚都回家師處住宿，會期之中也常常抽出時間到北投看看家師。他當然希望我從此不再出國，但是我曾決心入山掩關，又以掩關的決心留學日本，現在則要以留學的心理準備去美國再學習幾年了。
前面曾提到，我在開會之前，為私事去了一趟高雄。七月二十日下午，拜訪了鳳山佛教蓮社的煮雲法師，並在他的蓮社晚餐，晚上拜訪五塊厝棲霞精舍的月基法師，並和煮師同宿於月師的精舍。在鳳山蓮社遇到了相識多年也闊別多年的陸軍軍官學校教官張毅超居士等。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造訪澄清湖畔的澄清寺，寺主心固尼師雖已年高，但她的建寺計畫，不但已有相當規模，而且尚在增建之中。
在會期之前，拜訪了臺北華嚴蓮社的南亭老法師和成一法師，南老在三十年以來，給予我的物質及精神的鼓勵支持，是我永遠難忘也是應該永遠感謝的。我雖言明不接受任何方式的歡宴，後來還是在華嚴蓮社吃了好幾餐，會議期間，尚要我帶了五、六位海外學人同去吃了一桌好素齋。我去拜訪樹林海明寺的悟明老法師，適巧他外出而未遇，結果他老數度到中國大飯店來看我，並且堅決要請我吃飯，我也援例，帶了三位海外學人同去他臺北市的觀音禪院吃了一餐晚飯。另外也去了新店的法濟寺拜訪慧嶽法師，始知七月十八日那天，他是抱病到機場接我的。他是我留日同學中的學兄，我的留日手續，也是由他辦的，這次見我學成回國，自然是異常高興，並且答允為我找人，將我的博士論文譯成中文後，在國內出版，所以我是去向他道謝的。同時也去拜見了基隆八堵海會寺的道源長老，他是我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受三壇大戒時的得戒和尚，彼此間雖無書信往來，他卻以有我這樣的一個戒子為榮，而向相識的人宣稱為「戒光」。並且也訪問了汐止彌勒內院的寬裕法師和大湖的程觀心、儲家昌居士。在臺北我有幾位上海靜安寺時代的同學，比如性如和明月兩位法師，也去分別拜訪了一趟。
大會期間，至中南部訪問的日程中，八月一日抵達臺中市的臺中飯店後，立即打電話給留學東京立大博士班而正回國渡假之中的藍吉富君，他陪我在一家素食館用過晚餐，便帶我去拜訪了《菩提樹》雜誌社的朱斐居士夫婦。二十年來我是《樹》刊的作者，也是它的讀者。《樹》刊對於它的作者和讀者，均有一種照顧的愛心，所以應該對它做一次表敬的訪問。接著又由朱居士陪同去訪問了正在靜養中的蔡念生長者和慎齋堂。蔡長者的國學、佛學、詩文、書法，都有過人的造詣，對於後進的僧俗青年，也極盡愛護的熱忱，所以我每到臺中，必定要去向他訪問請教。慎齋堂的已故堂主德熙尼師，與家師的文化館之創建有因緣，我去她的靈骨之前上香誦經，並且告訴她我已學成歸來，好使她也在蓮臺之上分享點喜意。
國建會進行之後，因為每天都可從電視新聞中見到我的影子，佛教界很多人知道我已回國之時，希望見我的，請我講演的，邀我吃飯的，便多了起來。比如智光商工職業學校的校長葛建時夫婦，志蓮精舍的主人曹永德夫婦，都到北投的家師處撲了空。還有立法委員韓叔龢長者特別和南亭老法師發動江蘇同鄉會請我演講，結果訂好了日期卻因颱風而取消。終於我還是於八月十三日晚上，在臺北志蓮精舍以「我所研究的蕅益大師」為題講了一次。又於八月十四日的下午，應新店中央新村由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組成的居士林，講了「居士與佛教」。再於八月十八日晚，在臺北念佛團講了「佛教的現代化」。這是我回國期間在國建會閉幕後所做的三次公開演講，每次一個半小時，在未聽我演講之前，若干老居士們，是以懷疑的態度來試探我的，他們以為出國六、七年後的我，思想之變化，不知已到了什麼程度。後來證實我的思想，除了較前純化之外，仍是他們能夠接受甚至更能接受的佛教思想時，才放了心。
我也接受了幾次佛教界的公宴。八月十四日中午，由李騫居士主持的中華佛教居士會，黃擎宇居士領導的臺北蓮友念佛團，及錢召如居士為中心的中央新村居士林聯合邀請在大鴻園素食部設席歡宴，到有臺北佛教居士界的知名之士二十多位（名單見居士會出版的《寶筏》第三十八期）。八月十八日中午，臺北善導寺為我設宴歡迎。八月十九日中午，中國佛教會於臺北市的佛教活動中心設席歡宴，到有道安、悟明、星雲、淨空、真華、明月等二十多位法師，以及丁俊生、周邦道、沈經熊等十多位居士。並在席間送了一面銀牌，刻有「佛教之光」四個字，表示對我的學成做了一次隆重的表揚。八月十九日晚上，《慧炬》月刊社的周宣德居士代表美國佛教會，為我設宴祝賀，並頒發了一萬一千元的佛教博士論文獎的獎金。
回國期間，佛教界的活動中有幾位居士，值得再提一筆。一位是周邦道老居士，他是現任中國佛教會的常務理事，也是中國文化學院佛學研究所的所長，又是國民大會代表，過去與我之間殊少往來，他已七十多歲，而且住得離臺北市區很遠，可是凡為替我公宴，請我演講的場合，幾乎都能見到他。一是顧世淦居士，原任農村復興委員會的總務長，現為美國佛教會駐臺譯經院的副院長，曾兩度到中國大飯店：一次是為看來自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的齊思貽博士，齊博士也是佛教徒並和沈家楨居士有來往；一次是為我公宴，抱著病去吃飯、聽講，還送我到中國大飯店，替我買了一張新竹的車票，用電話聯絡好了新竹方面另一位副院長戈本捷居士到車站準時接我後，他才告辭回家。還有李騫和周宣德兩位居士，一直把我於八月二十一日上午送上回日本的飛機，幾乎常常碰面。以及其他幾位居士，用車為我接送，幫我處理雜務等，都是我要感謝的。
八月十五及十六兩日，我三度南下，專誠拜訪了在嘉義郊外的印順老法師，並在那裡住了一宿。他尚在養疴之中，見到我時，非常欣喜。同時也沿途訪問了新竹的譯經院和南投德山寺的幻生法師，都給了我親切的招待。
總之，這次回國期間，佛教界給我的種種方式的歡迎，我是感到光榮的，也是應該深深致謝的。（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寫於東京，刊於《菩提樹》月刊二七六、二七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