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站: 七葉佛教中心  支持書舍的建設: 請點這裡  書本報錯: 留言板
你好,各位佛友 登錄 註冊 搜索
背景:
閱讀書籍 - 留日見聞 聖嚴法師著

留日見聞 聖嚴法師著

上篇 留學見聞 - 留學日本一週年

[日期:2010-07-24] 來源:網絡轉載  作者:聖嚴法師著 如佛友覺得此書不錯,請按

  留學日本一週年
  
  一、留學的因緣
  
  我在許多的阻難之中,離開了臺灣。如今已是一年了,尚未把我來日的經過,以及在日本的生活,向國內做略為詳細的報告。原因是既然有好多師友道侶,對於我的留學日本不以為然,多餘的解釋,也就不必要了。
  
  首先,我要感謝家師東初老人的啟示,那是在一九六五年,我正在高雄的深山中,第一度掩關自修,忽而接到東初老人的快函,要我提前出關,東初老人說在此日新月異的時代之中,如果沒有國際性的知識學問,勢難立足於時代潮流的尖端,所以他願全力支持我到日本留學。
  
  當時,我雖為了編寫宗教學及佛教史的資料利用,正在自習日文,但對留學日本,了無興趣。我固佩服近百年來的日本佛教界,由於西洋科學方法和時代精神的灌輸,利用考古學、語言學的知識,將佛教的梵文、巴利文、漢文、藏文等各種語文的經典,以科學的態度,做比較、整理、分析的研究,並且已由偏重於歷史事蹟的考察,進入了偏重教理思想的申論。然而,所謂時代的精神,縱然用之於佛教,也不能脫掉西洋哲學和宗教的臭味。所以,我雖喜歡見到日本學者整理出來的資料,卻又厭惡日本學者將佛教的義理用西洋哲學來對比,尤其不喜歡他們把佛教的信仰也和西洋的宗教來對論。這當然是我的一種民族自尊及信仰自尊的意識,未必是對的,但也未必不對。因此,東初老人的快函,在我的心緒上,雖然起了一波漣漪,很快就平靜下來。
  
  次一原因,我也看不起日本的留學生,我不敢說日本的佛教大學,都是一些只收學費而無學問可授的野雞大學,但有一個事實,近五十年來,凡是留學日本回國的僧俗佛子,在佛教的弘化事業方面,能有正面建樹的人,又有幾人?甚至我曾說了這樣的話:「日本的佛教大學中,尚沒有製造出一種知識學術的濃縮丸藥,可供我們進去一吃,就成了大學問家。」
  
  可是,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張曼濤先生,經常與我書信往返,他也勸我,不管日本的佛教大學如何,日本佛教界自明治三十年代以迄現在,培養了許多世界性的佛學人才,總是真的。至少,目前的中國佛教界,尚無一所屬於自己創辦的佛教大學,如想自家創辦,也該看看人家辦得如何。不論如何,觀摩的價值總是有的。
  

  

  ▲作者與淨海法師合影
  
  這一下,真的被他說動了心,便託他代辦入學許可的申請手續,不巧的是,婉謝了東初老人的愛意,我又為著東渡之後的費用擔心,即使曼濤先生鼓勵著我,要我不用怕,像他就是並無經費卻能留學且已在日本結婚成家的人。這在於我是不敢希望的事。出家衣服,脫下極易,再想穿上,那就難了,我已經過行伍十年,好不容易達成恢復僧相的目的,如再脫下僧服,於心實在不願。縱然暫時換上俗服,未必即是返俗,但在我的本願,絕對不忍如此。結果,留學手續又告中止。
  
  到了一九六七年,我第二次入山掩關期間,正在泰國留學的淨海法師,由於志願相近,經常以書信討論如何重振中國佛教的問題。有一次,突然他在信中透露,他在泰國佛教大學雖已八年,由於泰國語文及巴利文的學習佔去了時間,致在一般學科上,無法趕上,而且泰國佛教大學的大小考試,不論你是否來自外國,評卷給分完全一律平等,所以他不能全部接受。他僅參加聽課而不考試,最後也無法獲得大學的學位證明。此事我轉告了曼濤先生,曼濤立即回信,要我勸請淨海法師轉學到日本去,他說讀書雖不是為文憑,要為佛教做教育文化事業,文憑卻極有必要。
  
  淨海法師為教的熱心,要超過為學的精神,為了佛教前途,決定轉學日本,並且慰勉我說,不必掛心經費,只要真心為了佛法,定有善緣護持。
  
  此時,臺北首剎善導寺,新聘悟一法師擔任住持,悟一法師頗有一番弘願,願藉該寺的地利人和,為佛教貢獻出最大的力量,所以不棄下愚,特來我關前三訪,請我出山為善導寺的講座效力。該寺歷屆講主,均為名極一時的長老耆宿,現在請我擔任,無疑是最大的殊榮,但我仍以德學淺薄,不敢報命。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天,經不起悟一法師的一再函促,終於出關,到了臺北。
  
  在臺北期間,張曼濤已經回國,受聘於中國文化學院執教,與我接觸機會增多。尤其是剛剛接掌慈航中學的慧嶽法師與我之間,可謂一見如故。他們兩人一致主張我應去日本跑一趟。終於在慧嶽法師的全力促成之下,並得到正在東京留學的吳老擇先生奔走接洽,為淨師及我,辦妥了赴日留學的手續。
  
  二、遭遇的困難
  
  漸漸地,許多道友均知道了我即將東遊的消息,所得的反應,很不樂觀,甚至有位南洋的老法師,以往他曾對我愛護有加,這次我給他寫信,也不願回覆了。但是,如果得不到經費的支持,我的留日夢就會瓦解。任憑我說我有信心,此去絕不至於易裝返俗,可是,許多既成的先例,影響著我。我不反對正當的還俗,還俗後仍做三寶的外護,未嘗不善,而我自身,自知宜以比丘的身分來住持佛法,當然不會還俗。這一點,我很感激東初老人的,可謂知子莫若父,也唯他一人堅決地放心我東渡,他曾對人說:「聖嚴即使去了日本,也不怕他會還俗。」然而,時隔兩年之後,當我自願留日之際,東初老人又不太贊成了,但他依舊感到滿意地說:「雖然現在我並不贊成你去日本,如今你自動想去,足證我以前命你留日的動機是正確的。」
  
  距離出國的日期,越來越近,我的留學經費尚不知在那裡,因此給淨海法師寫信,希望他一人轉學日本,我則打算放棄了。淨師回信,為我鼓勵,他說,這可能是我們出國深造的最後一個機會,假如錯過,永不再有,不論有多大的困難,均應克服它。經費不足,求三寶加持,萬一真的無人支持,到了那時再做計畫。
  
  困擾仍在繼續地向我襲擊。有人故意在交談之中說給我聽:「中國佛教真是悲哀,又要損失一位法師了!」有人問我:「你可要帶些在家衣物在日本備用?」有人給我寫信責問:「你是否討厭你現在的法師身分?假如你不想還俗的話,勸你留在臺灣。」有人的信中更加激烈:「想不到我所敬仰的法師,曾經掩關修行的人,竟也會走上還俗的路!你知道日本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嗎?望你懸崖勒馬,否則你便失去我們的敬仰,也失去了你的一切。」有一位居士竟聯絡了好多位道友向我勸阻,後來又給我寫信說:「留日三年,不如在臺灣面壁三天。」有一位愛護我的法師也向我的在家弟子們勸說:「你們如果真的敬愛你們的師父,那就不要供養他經費,否則等於幫助你們的師父還俗。」
  
  有些同道居士,雖在嘴上不說,卻在行動上對我開始冷淡。有一位居士,原先表示願意全力支持的,後來竟受另一位居士唱反調的影響,轉過來對我採取不信任的態度。
  
  面對著這些來自各方面的困擾和批評,我的內心感到極度的悲痛,但我依然感謝這些人的關心。我想:他們對於佛教、對我個人,均係熱血赤忱之士,假如不關心佛教的興衰問題,他們不會為了比丘人才的還俗與否而費唇舌;假如我在他們的心目之中,根本不足輕重,我的舉止動靜,自也不致引起他們的反響。所以我敢斷定,他們都是佛教的中堅分子,均是可敬可愛的護法之士,我不能埋怨他們,甚至應當鼓勵他們,雖與我的志趣相反,然在愛護佛教、重視僧才的用心方面,卻是和我一致的。
  
  不過,他們何以對我如此的不信任,照理說,從我歷年來的著作文字,以及行止言語中,應該對我有點認識才是,怎麼也把我看同一般呢?但當我向人解說之際,強而有力的證據又被他們搬了出來:「某某法師在臺灣時,誰都會讚他的道心高、有修持、有理想,大家對他的期望也極高,結果呢?去了日本,現在已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了。總之,人是會隨著環境而變的嘛!」
  
  對的,人是會因環境而變的,所以才有求生西方淨土的必要,到了西方淨土,日與諸上善人為伍,耳濡目染,無非念佛、念法、念僧的修行方法的啟導,所以到了西方,決定可以達到不再退墮三塗的目的,若在娑婆世界,就很難確保不入牛胎馬腹了。凡夫,那裡敢和地藏菩薩去比較,地藏大士誓要度盡地獄眾生,然後方自成佛,我則縱有自信也不敢自吹,因為我尚未能自主生死,豈能奢言。所以也難怪他們的不信任了。
  
  有人安慰我說:「這不怪你,壞的是以往的留日學僧,使得教界的有心之士,大大地灰心,萬一你真的去了日本,無論如何也要為我中國的比丘,爭一口氣。」這種安慰話,無疑一箭雙鵰,既罵了以前的留日學僧,也警告了我。
  
  我的觀念,與一般人略有不同,我自己絕不改變出家的初衷,但也不反對僧尼還俗。曾在《覺世》旬刊一八一期寫過〈論捨戒與還俗〉的文字中說:「正因僧尼的還俗,不受尊重,不得諒解,致使一些雖不能守持僧戒,甚至已經破了淫盜殺妄──特別是犯了淫戒的出家人,仍然覆藏遮掩,不願還俗,即使因為知恥而偷偷地還了俗,還俗之後,便不敢在佛教界中露面了。」(此文收錄在《律制生活》)
  
  因此,我對敢於光明正大的還俗之士,雖表惋惜,尤感可佩。何況出家生活,並不能適合於所有的人,出家之後,一旦發現這種生活方式與自己的個性或意趣相衝突時,最好就是設法還俗,還俗之後,仍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甚至能為三寶盡到更多的外護之責。從各大乘經中探求,多數的大菩薩,均現在家身,觀世音菩薩有三十三種身分的化現,我們發了菩薩心的人,為適應需要而變更身分,有何可恥?
  
  誠然,教界有心人士之不喜僧人還俗,原因不在不許還俗,而在鑑於僧才培育之不易,加上青少年出家的人數,急速減少,為恐僧種將滅,所以不忍見到已有一些成就的比丘還俗。這些還俗比丘,大多是童年出家,曾受了十幾、二十年的佛教教育,結果竟不能為佛法獻力,而去成了妻兒的債務人,實在也是佛教的損失!
  
  一種風氣,也是主要因素,比如在泰國的佛教大學,學生是青一色的出家人,但其畢業之後,僅有極少的幾人願做終身的比丘之外,其餘的均會還俗,乃至正在求學中的比丘大學生,已經公開地物色結婚的伴侶,唯其做一天比丘,必持一天比丘戒,還俗結婚則已首先捨了比丘戒。泰國佛教界,絕不因為受了大學教育的比丘,多數必將還俗而為之惋惜,因其儘管有許多人還俗,仍有許多人來出家。有些人明明知道他們一定會還俗,泰國的佛教僧團及佛教大學也同樣歡迎,有些人是特為要受佛教大學的比丘教育而出家,大學畢業,還俗進入社會,更受社會的歡迎。他們同樣做著佛教的外護工作,並且成為居士的核心。可敬的是泰國的還俗比丘,知道以優婆塞的身分供僧敬僧,中國則頗有不同。當然,若依佛陀的本旨,出家乃是盡形壽的終身大事,如果像泰國那樣,出家之時便存了還俗的心念,根本就不許出家的,那也僅是一種隨方的方便而已。
  
  至於風氣,乃是正確的看法,例如越南也派有好多比丘在日本留學,他們在日本,仍著北傳的僧裝,看來與我國的僧尼相似,以致我與淨海法師,曾被好幾位初見面的教授,誤認為是越南比丘,真使我們難堪!他們之中,大多是由寺院、信徒或俗家供給經費,也有申請日本的獎學金或越南佛教會的資助,因此,有一點,他們是把握得住的,就是絕不以工作來賺取生活費。所以他們不用改裝,也想不到要還俗。我曾問過一位越南比丘:「日本和尚結婚、吃肉,你們越南比丘覺得如何?」他答得很妙:「我們是來學日本人研究佛學的工具和方法,不是來學結婚與吃肉。想要結婚、吃肉,何苦花了錢來日本,就在越南不是更加容易?」這倒是真的,日本姑娘可以嫁給和尚,在日本結婚的中國比丘,似乎尚沒有一位曾經娶到日本太太。
  
  自然,我很羨慕越南比丘不用以勞力在日本賺取生活費,可是,他們未開留日結婚的風氣,更足敬佩。我國比丘可不同了,首先有第一人開了風氣,此後的便會失去國人的信任,國人既不信任,便失去經費的支援,便得易裝工作,由於易裝,更加得不到國內教界的諒解,甚至產生誤解以及流言,留學比丘在得不到同情和遭受批評之下,便把自己的初衷一拋,心想:中國僧界既然不接受我,乾脆去走還俗的路吧!如此地互為因果而造成每下愈況的趨勢,真是可惜之極!其中當然也有由於個人特殊因緣而離僧還俗的,那自另作別論。
  
  在臺灣佛教界,不知是那一位大德,發現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自己有了寺院的比丘,留學日本之後,大致仍可保持比丘的身分,沒有寺院住持的比丘,留日之後,多半成分是會還俗的,並且舉出好多實例。其實,這個癥結,不在於有沒有寺院的住持職務,而在於有沒有經濟的後援,有寺院的人,經濟比較有把握,不必事事仰助於他人,故可不受客觀之毀譽的影響,在主觀的情緒上自較穩定得多,也沒有為了蠅頭小利而去和俗人一樣地打散工的必要,所以他們不易走上還俗的路。當然,既有寺院的職責在身,一則不怕回國無處容身,二則他們也不忍拋下已得的成就,而去另謀一種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重起爐灶。至於沒有寺院職責在身的人,情形便不同了,他們了無牽掛,若無後援的憑藉,或受客觀批評的刺激,加上意志不能堅定,便會隨著環境而變了。可是,也有例外的,因為,確實有人於來日之時,即已有了改變身分的動機,有一位比丘,當我送他上飛機時,他就說出了:「願以另一種身分謀求中國佛教的新出路」的豪語,現在這位比丘,已成了某學府的副教授。此與太虛大師在建僧工作未能實現之時,也曾有過以在家菩薩身來挽救中國佛教的情形相似,未嘗不使我人敬佩。另一位比丘,本有自己的小精舍,故意轉讓之後赴日留學,他是準備到日本變更身分的,他未公開說明還俗的原因,但他結婚的事實,可以說明比丘生活對他而言,並不適合。像這兩位,與寺院之有無及毀譽之相加,似乎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了。
  
  我與淨海法師,不論怎樣,均是處於不利的地位。縱然我們來日已近一年,有一位來日本觀光的同道,竟還當著我們兩人的面說:「現在你們雖然尚未變更身分,但是誰能保證絕對不變呢?時間還早,有的到日本兩、三年後,才突然變了的。」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這位同道到我們兩人同住的一間斗室,明明親眼見到我們的生活型態,完全和在國內的一樣,僧服、素食,並且設有備做朝暮禮誦的佛壇,如此的情景,尚不能取信於人,我們還有何話可說!不說也罷,且讓我們咬緊牙關,堅定意志,用事實來向國人解釋吧!
  
  三、溫暖的心
  
  一旦下定決心之後,外在的影響是不易阻止的。菩薩道中,分有順、逆兩種助緣:大抵,福大障輕者,多有順緣的鼓勵和協助;反之者,則多逆緣的激勵和歷練,所謂久鍊成鋼。許多的不順意事,對我而言,未嘗不是推我向上的增上助緣,那些給我阻攔困擾的人,誰說不是我的大善知識呢?故而決定衝破一切難關,踏上留學之途。
  
  但是,人心相同,我既是人,而且是人中之凡人,怎不希望萬事如意、少惱少難呢?所以每每自念福薄障重而暗暗地飲泣,回憶我自出生以來,總是在苦難之中不斷地搏鬥。然而眾生之在生死之中,要想逆流而上,游出生死的苦海,豈有毫不費力的便宜事呢?只要前程的好景在望,再大再多的苦難,也該甘之如飴,直下承當。因此,在我的人生歷程上,往往會發現「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遇。
  
  當我幾乎要陷於完全失望的情勢下,我仍抱定決心並在佛前祈願:「弟子聖嚴,此番為求中國佛教文化及教育的重振,而去日本留學,去後絕不改裝,絕不放棄素食,絕不以做散工來換取生活費用。若我佛教尚有前途可為,敬乞三寶加被,助弟子完成學業。倘以弟子無福無德而非其選者,則在糧盡援絕之時,使之立即返回祖國,再度入山,閉門思過,絕不因此灰心而變志還俗。」此願一發,內心平靜了許多,似乎已將留學經費的問題,完全解決了。
  
  果然,當我買了機票,宣布了出國的日期之後,部分原持反對態度的師長道友,自動地贈我行儀,有些人士雖未即時拿出錢來幫助,在觀念上也頗有轉變的跡象,尤其幾位長老及熱心的居士,在金錢上及精神上,均給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勉勵。
  
  最感人的,是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三日的晚上,我借善導寺的彌陀殿,向臺北的相識諸道友做臨別贈言,到了一百數十人,大多是我講經時的知名聽眾以及由我接引皈依了三寶的在家弟子,他們之中,雖有一、兩位是抱著憂戚的心緒,似乎是為我比丘的身分送終而來,大多數的人,即是真正為我東渡而來歡送與話別的。那天晚上,我準備了茶水及糖果,是以茶話會的方式進行。大家聽完我一小時左右的報告東渡的目的之後,都很高興,我要他們發問,並囑居士們之間互相認識,共同勉勵。他們之中,凡是發問的,倒不是關於日本佛教的,乃是修持方面以及佛法義理方面的。我真對他們感到抱歉,我雖經常主張學佛應以行持為重,卻未能有機會領導他們修行,我雖主張度眾應先學法,我在臺北,卻僅講了兩座經(《八識規矩頌》及《大乘起信論》)。散會之際,我的戒兄淨空法師,特地為大家攝了幾張團體照,雖因光線不足,畫面不夠理想,我仍把它珍藏起來,因在那個場面之中,聚集著一百多位居士及法師們的熱忱,將會永遠地溫暖著我的為法為教的心。散會之後,大家還是依依不捨地圍繞著我,有好多位一直跟隨我到客廳裡,他們好像能夠多看我一眼或多跟我說一句話,都有莫大的安慰,我想,假如不是我要遠離,當不致有這樣感人的場面出現罷!同時,因我已經宣布,第二天不希望任何人到機場送行,否則,我不安心,甚至會罵他們,為此,有幾位居士的眼角,依然掛下了離別的淚珠。
  
  但是,第二天到機場一看,仍有數十位師長道友,趕來送行,有幾位年輕的居士,見我沒有真的罵他們,好像得了特獎似地歡天喜地,可是一轉眼間,我在人叢之中,揮手向他們互道珍重之時,竟又轉喜成戚了。本來嘛,世事無常,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能夠勘破幻相的聖者,永遠不落悲喜的泥沼,通常的凡夫,喜樂憂苦,便互相交替而糾結不已了。
  
  我獨自一人,滿載著祖國師友送給的溫暖和期望,踏上了東征的旅程。
  
  坐在中華航空公司的班機上,心中不知是苦是樂,是憂是喜,自隋唐以後,日本為了欽慕中國的政教文化之輝煌,不斷地派遣使臣及學僧來我國訪問學習,以致日本在文化及宗教方面均成了中國文明的開發世界。同時,我國自唐朝開始,即有鑑真律師冒死東渡,隨行弟子二十三人,攜去大批的經像法物,受到聖武天皇的皈敬,並為聖武、皇后、皇太子等四百餘人授菩薩戒,同時設立戒壇,奠定了日本比丘戒之授法的基礎,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日本佛教界為了追懷這位偉大的唐僧,還特別隆重地舉辦了鑑真大師圓寂千二百年紀念大會。他對日本文化影響之深遠,也就可見一斑了。
  
  到了日本的鎌倉時代(西元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年),相當中國的宋元之世,由於中國禪師的相繼東渡,為鎌倉文化及政治、軍事,貢獻尤多,其中以蘭溪道隆、元庵普寧、無學祖元、大休正念、西澗子曇、一山一寧等人,最為有名,迄今猶被日本政府視為國寶的鎌倉建長禪寺,便是道隆禪師開創的,該地的圓覺寺則為祖元禪師所建。
  
  另有一位中國禪師之名,在日本的民間更為響亮,那便是我國明末清初之間的隱元隆琦。他本為中國臨濟宗的法系,因為曾補黃檗山的法席,故於順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三年)率弟子二十餘人東渡之後,受到江戶幕府禮敬,開創禪寺,仍以中國黃檗山福壽寺為其寺名,所以成了與榮西的臨濟宗、道元的曹洞宗,鼎足而三的日本第三禪系的黃檗宗。隱元東渡,也像其他華僧一樣,除了攜帶經像法物,也帶來工藝技術的傳授和中國土產的傳播,比如豆腐的製作法,便是受隱元之賜,另如豇豆、菜豆、扁豆,日本的命名,迄今仍叫作隱元豆或簡稱隱元。
  
  如今,在日本民間的新年裡,尚盛行著一種叫作「達摩」的開運風俗,即是為達摩像點眼開目,同時發一個善願,據說相當靈驗,此一風俗,也是創自隱元派下的另一坐落於高琦地方的達摩寺。所以,今日的日本黃檗宗,雖僅有四百七十八座寺院,教師男女相加只有三百九十人,信徒十八萬人,是現在日本各宗派間勢孤力弱的一個小團體,但其卻為唯一由中國比丘所創的日本宗派。
  
  當我想到此處,臉上不禁感到一陣熱氣上湧,我想我的面色一定紅得相當難看了。試想:我國的古德東渡,為的是什麼?在日本已做了些什麼?我呢?此去竟是為了向日本學習一點什麼回來滋養祖國的佛教,那麼,我在日本將會產生一些什麼作用,回國之後又能貢獻出一些什麼力量?我感到責任重大,但又自知福德淺薄,不足負起這樣重大的使命!唯有退一步想,在這聖僧不出世的環境之中,能有我們這些凡庸之輩,竭力以赴,總比大家袖手不管要勝一籌了。如此一想,心中又安慰了好多。
  
  我到東京,正好是戰後最大一次降雪之後的第二天,放眼望去,一片銀色世界,這使我引起了二十多年以前的回憶,這樣的景色,已有二、三十多年未曾見過了。那時我還只有十多歲,長江南北岸的風雪,雖使家境貧苦的我感到寒冷,然而童年的回憶以及出生地的故土風物,總是溫慰難忘的。可是,當我聽到周遭的人們,都在用著日語交談之際,又將我從夢境般的回憶中喚醒,發覺自己不但不在故鄉,且已離開了祖國,做著異國之客了!
  
  四、師友的期望
  
  來日之前,在臺北的一年期間,我受著善導寺住持及監院的優遇,日常生活,已有養尊處優之感,所謂飯來伸手,茶來張口。另外還有水果,隨叫隨有;衣服換下,有人拿去洗了再送回來;房間髒了,有人進來掃除擦拭。因此,有一位居士怕我到了日本,也許不能適應。
  
  事實上,我是農家子弟出身,曾經在最困苦的環境中長大成人,又在軍中待了十年,尚有什麼苦不能忍受的呢?為自己料理日常生活中的衣食瑣事,總比專為他人的生活瑣事而做幫傭的人好得多了。假如真有一天,必須要我為人燒飯打雜的話,我也能夠自信絕不喊苦。因我經常勉勵自己:作為一個出家人,雖與君王並座不以為貴,縱與乞丐同行也不算為賤,真大丈夫,能屈能伸;也唯真大丈夫,始能入道出家。
  
  當然,初到日本,蝸居斗室,除了忙生活雜事,最重要的是忙應付語文的障礙,以及功課的接受和消化,故在時間的支配上,感到非常緊張。由於親身體驗之後,對於先我而來留學的僧尼同道,不禁油然起敬,不論他們的成就如何,僅在對於留學環境的適應而言,已足令人感佩。
  
  因此,有一位大正大學的安居香山副教授,曾在訪問臺灣時於善導寺見過一面,對我這樣在國內已有成就的中年法師,能放下名利,來日本做老學僧的精神,表示讚佩。另一位在臺灣詩文書畫界頗有聲望的吳萬谷居士,也給我來信說:「啣願東渡,志昌佛教,以上人學行,必底於成,名相早空,知不執於主講(案:係善導寺所請之虛名)與負笈也。」
  
  到了東京,給我寫信最多的人是恩師東初老人,他老本來不贊成我這出於自發的留學之行,我既來了,則「望子成龍」,乃為人之常情,故在第一封信中,對我期勉有加,情意殷重,現敬錄數段如下:
  
  在此時期,能有暇讀書,固屬幸福,況出國讀書,更是幸福中之大幸福。近世留日青年同道者雖多,然有大成就者實寥寥無幾人。反觀入元日僧雖多達數百人,固多屬凡庸之徒,他們在禪學成就雖不大,然能把握時機,把禪學以外的中國文化輸入日本,照大體說,也不負此行。以現在而論,短時間內在日本能學得多少東西,當然要看人的天資,以爾之天資,或較其他者有較大之成就。但我不作此種想法。
  
  經數年來徹底考慮,深覺宗教存在的價值(佛教在內),只是精神熱忱(意志,願心在內),不在學術文化。宗教要是走上學術化,是走下坡,趨向滅亡。儘管釋尊說了三藏十二部經典,但其重心仍然在道──精神。老實說:今日吾人捨道而不談,而談學術文化者,只是標榜他是時代人物而非落伍者。要是宗教超過時代,則永遠落於時代的後面,代表女子最進步的迷你裙,宗教能與它比罷?(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函)
  
  東初老人由大陸遷居臺灣之後,對佛教文化事業,不遺餘力,且將他所創建的道場,命名為「中華佛教文化館」,最近數年之中,亦在埋頭於書案的著作生涯,但他所重的宗教價值「只是精神熱忱(意志、願心在內),不在學術文化」。這與所有歷代的高僧大德的觀念,是脈絡一貫的,古來高僧,無一不博覽群書,甚至著作等身,像印度的龍樹、無著、世親,中國的智者、賢首、玄奘、窺基、道宣、道世,都是學冠當世的大學問家,但是,他們之為佛教的祖師而非學問家者,原因即在於他們所重的不是學問,而在宗教的精神。乃至近代的印光大師,尤其以著作豐富見長的太虛大師,他之反對以歷史進化論來考證佛典,即是最明顯的宗教精神而非學術的態度。今天的日本佛教,就是走上了學術化的「末路」,學術化未嘗不善,但它能夠破壞宗教的情操,乃為可能的事,宗教家與學術家之間的同異點,也是極易判明的事。東初老人深恐我會受了日本佛教環境的影響,變為本末倒置,背棄宗教精神而言學術文化,可謂用心至善。
  
  至於我一向的態度,以及個人的願望,從未想到要使自己成為一名學問家,尤其不喜把我稱作「作家」。因我明白自己的身分和性格,假如作為一個比丘的我,走向了純學術的路,至少,也為自己所不歡迎。但是,佛教之作為宗教,絕不如其他神教之為了宗教的理由應當放棄學術,或違背學術,乃至反對學術。所以我是宗教師,卻不排斥他人保持學術文化的態度。我來日本,是為了宗教精神的實踐而求知識學術的輔佐,並非僅以學術的追求為目的,不過是以學術作為通往宗教領域的橋樑。
  
  和我通信的法師和居士,當然不少,給我提供意見的也很多,現在再錄兩段比較扼要的師友的書信如下,以明他們對於我的期望,是多麼的殷切:
  
  吾兄赴日深造,弟意不欲斤斤計較學位之獲得,最好還是認真從事某些工作之研究,如日人治學之方法;教會(各宗)之制度;出家僧眾之教育與管理;對在家信眾弘法及聯繫之內容與方法;僧教育及社會教育(如小、中、大學等)如何組織及辦理;寺院經濟之來源與運用;住持僧眾及職事為薪給制抑如我們寺院與個人不分?日人寺院(指各宗)為私人募建抑由各宗管長統籌興建?住持僧犯戒,管長是否有權力制裁或撤職或更換;日人信徒是歸各宗所有抑是屬於出家者私人所有(如我們中國一樣)?關於這些問題,希望吾兄加意研究,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作為將來改革中國佛教之藍本。學位獲得與否,弟以為那是虛名,真正的還是在「真才實學」,吾兄為一有心人,對此當早存於心也。(臺灣幻生法師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日來函)
  
  希望座下在留日期間,多注意:1.日本佛教的組織層次,2.寺院與信徒之關係,3.僧眾與寺院之關係,4.經濟之來源,5.僧伽制度,6.教育制度,7.如何接引青年,8.怎樣適應日新月異的新潮流?若能在這些問題得到答案,我們加以取捨,以定我國佛教今後應走的路線,給中國暮氣沈沈的佛教輸血,給它打強心劑,讓它從沈睡中醒過來。(美國祖印法師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來函)
  
  以上兩位法師的年齡與我不相上下,所見也大致相近。幻生法師是我在上海就讀靜安佛學院時的老同學,來臺之後,雖經常與病為伍,卻未嘗稍離修學崗位,可以算得同輩之中潔身自好且有真才實學的法師,在我出國之前,曾做竟夕長談,語多慷慨,見解不落先人的老調,給我頗多鼓勵。祖印法師與我相識,乃在三年以前,他參加海外僑教會議而回臺灣,多謝他慕我之名,特別請星雲及煮雲兩位法師陪同到我山中的關房相看,談起中國佛教的復興大業,彼此意見極為契合。但是,如何著手進行復興的工作,可謂千頭萬緒。上面他們兩位所提各點,不過是舉其大要而已,要我在日本研究這一些問題,實是輕而易舉之事,我也會做成報告向國內公布,但是,要我回國之後如何從事這些問題的取捨和實現,那就要看因緣的安排了。
  
  當然,期待於我的,不限於中年法師,長老之中也不乏其人,甚至更為關切,例如白聖老法師來信說:「仁者已到日本就讀,甚喜!盼達成願望,載譽歸來。淨海法師處,代我致意,並祝學成早歸,為無量頌。」白公老人是我求學時的副院長,又是求戒時的教授阿闍梨兼開堂大師父,對我關係極深,但他仍對我說了這樣的話:「你與淨海法師,此去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如果你們兩位也一去不回(僧團)的話,大家都說,中國佛教會決定從此停止辦理留日手續的批准及轉呈了。」在其語氣之中,還是有些不放心,但其殷望尤重。
  
  另有南亭老法師也有這樣的盼望:「來信說日本佛教有其短處,亦有其長處,我望你去短取長帶回來一套復興計畫。惟我國人,不論在家出家,有同一『不爭氣』的毛病,等於麻木,思之令人浩歎。忍勞耐苦,你一定能守。」(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函)南老人在同函中甚至表示,由於小笠原宣秀(龍谷大學教授)及牧田諦亮(京都大學教授)訪問他的華嚴蓮社,加上我的赴日留學,頓然忘了過去對於日本人的民族仇恨,而增加了一分親切。
  
  此在我的一位皈依弟子林正慈居士,也是相同,其為軍人家庭,愛國意識特別強烈,過去對於凡是日本的事物,無不憎惡,但在來信中說:「我們全家,由於師父在日本,不知怎的,偶爾也看日片電影,也聽日本音樂了,甚至有人在夢中去遊鎌倉的『江之島』了,因為我們的師父在日本,忘記了日本曾使我國的國體破碎,也使我們從大陸逃亡到了臺灣!」
  
  在過去,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國,不過是一個地名而非一個國家或民族,認為中國人的愛國意識很弱,只要給他一點利益,他便會幫著日本人對付自己中國人。至於日本人,他們的民族意識極強,尤其是遠征的軍人和外派的使節以及工作人員,人人均以國士忠臣相許,人人可為國家而死,絕對不為賣國而生。事實上,日本就在於這樣的估計錯誤上發動侵略戰爭,也因如此的自信而招致無條件的投降。
  
  我說這一段話,並非題外插曲,而是有慨於一些同道,擔心我們一到外國,就會變成日本型的和尚了。其實假如真的如此,雖受日本人的歡迎,卻斷不為日本人所尊敬。日本人很不喜歡你說他「不像日本人」而像「中國人」或「外國人」,那等於是罵他的祖宗,他們當然也不希望說我們中國人不像中國人而像日本人。假如你是卑躬曲膝,口口聲聲地說:「日本的至上」、「中國的不行」,他們那能看得起你?
  
  前幾天,我由牛場真玄先生,介紹去見大正大學的關口真大博士,他是當代研究達摩禪、達摩大師、天臺止觀的第一位權威學者,去(一九六九)年到歐美講學,歸途中曾經過臺灣,但我當時已到了日本。他見我去,非常高興,忙著找書籍和資料給我看。我稱他先生,他也稱我先生,以中國觀念,他和我都不是先生,他是日本天臺宗的和尚,是一寺之主,又是該宗的權僧正(大法師),我也是法師,至少是比丘而非先生。不過,「先生」一詞之在日本,乃係「指導者」,是對教員、醫師、律師、學者、專家的敬稱,也用之於師父或老師或長輩的敬稱。對普通人的敬稱是「樣」,對普通僧人的敬稱是「御坊樣」。日本教授對於其本國學生,絕少敬稱先生的,除非已在擔任教員之職者。但以關口博士的看法,我們是以中國佛教學者的身分在日本留學,我也老實說明,非來學日本的佛學,而是來學日本佛教學者所利用的工具。
  
  可見,我們既不會被日本的現狀所同化,日本的佛教學者,也無意要我們變為日本化。甚至有一位我們的日本好友叫作三友苔雄,我們送他東西,他必還送一份禮物,我們去他寺院拜訪兩次,每次都使他的全家動員,為我與淨海法師準備茶點和食物,特別是「精進料理」(素食),忙得他的母親、弟弟、妹妹在「臺所」(廚房)裡團團轉。我們說過意不去,他卻說:「你們是真比丘,我們只是名字比丘而不持比丘戒,相當中國的居士,所以應當請你們來供養。」另一位駒澤大學的副教授佐藤達玄,他教的是戒律及中國佛教史,我則請他教我個人的漢文的日語讀法,今(一九七○)年答應教我巴利文,他看了我寫的《戒律學綱要》,雖不全懂,即很佩服的說:「我研究中國戒律,卻不持戒。日本的戒,根本不行。」因此相當親切,常請我與他家人同桌,並且特為我做素菜。
  
  此在日本習俗中是很不尋常的,一般家庭見客時,最禮貌的,便是打電話叫一份「壽司」待客,絕不可能由女主人親手煮了,全家和你共桌同餐,往往是女主人見了你一面,行了禮馬上躲了起來。
  
  所以通常也不歡迎朋友(尤其外國人)到他們家裡訪問,如果有事,往往就在他們的門口解決,請坐也不會說一聲的。但我除了三友及佐藤的家,尚在一位浪岡洋一先生的家裡做了上賓。
  
  五、我在日本做什麼
  
  因我不是三歲的小孩,在知識的感受和辨別的能力上,已不是一張白紙,我雖自信不是一個主觀主義者,但我一旦進入一個新的環境,或面對著一個新的現象時,總喜歡把舊有的記憶或曾經經驗過的印象,拿出來做一番對照和比較,然後加以分析和判斷,構成我的另一個新觀念和新印象。
  
  因此,到了日本,事事愛發問,有時問人,有時問自己。初到日本的當晚,被計程車載著,走完了高速高架公路,就進入我現在住的地方。短短一小時左右,我的頭腦連續發現了好幾個問題。
  
  海關人員對我這個出家人,頗友善,問了幾句就通過了,可見他們對宗教師尚有敬意。
  
  計程車司機,扳著面孔,不肯把車後的藏貨室開啟,只好和迎接我的淨海法師、慧定尼師,與我的幾件行李擠在一起,幾乎要把骨頭擠斷。要他走普通道,他卻硬起頸項直往高速公路上疾駛,這要使我們多花一倍的車資,另加通路費。足見日本計程車極不禮貌,後來才知道,對日本人自己也是如此,所以報上常有抨擊的文字。
  
  高速公路,雖不挺直,但均高架,都在三、四層高的樓房上空經過,這種工程的浩大,絕非新開發的國家所能辦到的,日本經濟成長之快速,可見一斑。果然,去年年底公布,日本已成為世界第三位的經濟大國,超過了西德而僅次於美國及蘇聯。去年完成的由東京直通名古屋的「東名高速公路」,工程更加偉大,每寸的費用為二十七元美金。目前東京的地下道的總長度,也僅次於紐約及巴黎而為世界第三位,原因是日本的鋼鐵重工業發達,所以公共的建築事業,突飛猛進。在東京街上走的有軌電車,已在有計畫地拆除淘汰,改向高架及地下發展。身為同是黃種的亞洲人,日本何以能夠如此,我們卻未能。無他,是在戰後受到美國的全力扶助,以及韓戰、越戰的經濟挹注之故。
  
  當我下了計程車,發現鴿子籠式的民家住宅區,一片都是木造的兩層樓平房,後來知道其建築費相當低廉,但卻經常拆了再建,為怕地震,所以不建太高的。奇怪的是在東京鐵塔附近,竟又正在起著四十一層的大廈,在板橋區正計議要起八十層的大廈,普通民房卻相當簡陋。我當時猜想一般平民的生活不會太好。現在證實,政府的中級公務員,大概是兩百元美金上下,百貨公司的店員,大多僅有八、九十美元的月薪,不過,日本盛行三班制,假如你的精力充沛,一天可在三處工作十八個小時,至少每月可以賺到二百五十美元了,不過,這樣拼命的人不會太多。有一次我問一個計程車司機,他為公司每天開十六小時車子,月薪八萬日圓(相當新臺幣八千八百元),除了房租、稅金、生活費之外,能存進銀行的已沒有了,可見,一般家庭並無積蓄。事實上一般家庭,都在寅吃卯糧,欠著大公司的分期付款的債。
  
  為什麼?這在我到了東京第二天,就明白了。淨海法師先到東京一個月,已經將我們兩人的住所及炊具、食物、應用家具全都準備妥了,真是難為了他,所以慧定尼師一再說我有福報,淨師為找房子,跑了多天,碰了好多壁,我卻完全坐享其成。當我們談起物價時,始知我們的房租每月一萬六千日圓(與新臺幣九比一),水、電、瓦斯、保安燈、清潔費等尚不在內。配給食米每五公斤七百六十日圓,一小把青菜五十日圓,一根紅蘿蔔三十日圓,一塊豆腐三十日圓。算起來比臺灣貴得多了。過了二十多天,菲律賓的劉梅生居士遊美回來道經東京,住了兩週,據他說東京生活費用甚至高過紐約。被他一說,心中不禁為之著急:一則我來日本之前,僅有每月百元美金的預算;再則拿了這麼多臺灣佛教界的淨財,花在日本,若不能夠真為中國佛教帶回一些什麼營養,責任如何交代?不過,對於素食者而言,一如在國內同樣的便利,不像耳聞那樣,日本沒有素油也買不到蔬菜,倒使我安心不少。
  
  首先接觸到的友善的日本人,是我們的房東夫婦,在臺灣時曾聽到說,日本的房東極可惡,他拿了你訂約時的禮金,就希望你能趕快搬掉,然後再租出,再收禮金,因為房東在許多地方不給你便利時,你就非搬不可了。然而,我們的確有福,房東叫著和知虎喜,老夫婦倆,一見我能說幾句日本話,高興得什麼似地。他是淨土宗的信徒,對於普通佛法及中日文化的歷史淵源,也能懂得不少,他說能有中國法師住在他家,是他的福氣。直到現在,對我們兩人的照顧,要比對其他的房客更多。最感人的是,日本華僑不知供僧功德,我們的房東卻告訴我們:以前日本人大多供養僧寶的,現在日本和尚都結婚了,所以也不願去供養了,你們是真和尚,我們應當供養。除了常常送些食物給我們,淨海法師去夏返臺之時,房東供養一千日圓的香儀,家師東初老人去冬來訪,房東供養二千日圓的香儀,聞我即將返臺,也送了我一千日圓。日本的物價,去年平均漲了百分之十五至三十,房租自不例外,可是,到去年年底,房東太太竟在我們的租約上把一萬六千日圓改成一萬五千,自此每月減收一千日圓,表示敬僧。並已答應我們,住滿兩年後,如果尚需多住數月,不必續約,可以照現約付錢。而且我們隔壁的房間,已從去年初的一萬八千日圓增加到了兩萬六千日圓。
  

  

  ▲景中為作者寓居的小木樓
  
  以前,僅是耳聞,日本人的刻苦勤勉和學習精神,要超過其他國家的亞洲人,雖其智慧並不是亞洲人中的最優秀者,然其努力的結果,要比聰明自負的更有良好的表現。我到日本之後,便發現日人的讀書風氣之盛,絕非現在的臺灣同胞可比,他們上下班時,上車之前及下車之後,趕路的步伐,像是軍中的緊急行軍,或趕去緊急集合,但在車內,大多慢條斯理,悠閒自得,有的看報,有的看書,好像要去趕考似的在臨陣磨槍。實則,他們已養成了利用空閒看書的習慣,在家中也是一樣。所以我與日人交談的最大感觸是他們的平均知識水準,要超過我國,一般人的知識領域也比較廣。日本的翻譯事業也為我國所不及,不論那一國家出了一本世界性的新書,在三個月內,就會有日文的譯本出現,而且譯得相當的好。普通的佛書可銷十萬冊以上,這些新知的譯著銷數,不言可知了。日本人既是如此勤奮地讀書,我們是為讀書而來日本的人,更加應該讀書了。要讀日本書,首先要學日本文,我雖自修過,也在臺北補習過,但要運用自如,豈有那樣便利。因此,除了大學院的功課,必須另請日文老師。一般留日學生,大多先進「國際學友會日本語學校」,一年之後,再進日本的大學。我們大學的教授,也教我們跟越南比丘一樣,先去學日語,或者進日語學校的夜間班。我們卻做了另外的決定。
  
  首先由吳老擇先生介紹了牛場先生。牛場原係大正大學的講師,能看懂語體中文,也能說幾句中國話,現因年老退休在家著作,他對中國留學生,相當友善,我在臺北時,就由楊白衣居士處得悉牛場之名,且願指導我們。本來家庭教師均要報酬,而且相當的貴,牛場則不談這個,甚至拒絕接受我們送他的水果及點心,他說:「你們應多用功少用錢,有錢應多購書帶回去,不要花錢送我的禮。」他已鬚髮皆白,但在學問的追求上,仍如青年,經常去古書會館購舊書,也告訴我們應去何處,可以最少的代價,買到很好的舊書,現代日本學者的新書,大多是採自明治、大正及昭和十多年間整理完成的資料,所以不要專購新書。在日本一年以來,他待我們最關心,也使我們最感激,他懂得中國現代佛教徒的苦悶,也感念日本佛教的主要源頭是發自中國,見到我們,像是見到了落難中的故鄉親屬的遺族子弟,頗有不勝噓吁之感。
  
  最初是我與淨海法師,每週同去一次,後來由於我曾有些基礎,淨師則必須從字母學起,所以每隔一週,兩人分別各去一次。我在牛場先生處獲益很多,先教我把日文譯中文,後教我用日文來將中文譯出,前者較易而後者頗難。他又說:「學一種新的語文工具,好像重新生長一次,痛苦是必然的,但在學會之後,快樂也是必然的。何況你們的碩士論文,必須要用日文撰寫,否則,你們來日本做什麼呢?」
  
  另一位日文老師是我們的同學三友苔雄,在前面已有介紹,他每週教我們九十分鐘的日語會話。
  
  去年夏天,淨海法師返臺渡假,我則另請一位立大的三年級同學古河俊一,教了兩個月日文。現在仍是淨海法師的老師。
  

  

  ▲作者與李添春居士的兒子李俊生先生合影
  
  從去年十月份起,牛場因為研究工作較忙,不能繼續再教我們,我們改請李添春居士的二公子李俊生先生教讀日文的佛教書籍,方式和牛場那邊相同,我與淨海法師分別隔週上課九十分鐘。俊生先生原讀駒澤大學,後轉讀立正大學碩士班,現在正讀博士班,經常也和我們同堂聽課。他為人非常和氣而樂於助人,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得到他的照顧。畢竟他是出身於佛化家庭的子弟,我們有時送他一點小禮品表示謝意,他必送還更多的東西,我們不好意思,他卻說未能多做供養,對於法師應該供養。其實他也是自食其力,維持夫婦兩口的生活,除了讀書,尚得每日趕在兩處工作,時間相當寶貴,金錢也很寶貴。
  
  還有一位駒大的副教授佐藤達玄,由駒大的空雲尼法師介紹認識,他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見我寫的《世界佛教通史》上冊,他把大拇指一豎:「如果是我寫的,可得博士學位了,你把它譯成日文吧,在日本尚未見到如此的好書哩!」的確,日本的好書很多,以《世界佛教通史》的氣派寫成的,還未見到,因此他極願和我互相研究。因他是日本曹洞宗的和尚,去年到臺灣訪問時,有一家寺院送他的一本書上,簽稱他為「佐藤居士」,使他有點難為情。實際上我的補充意見,以為他是「住寺的居士」或「攜眷的僧人」。在中國立場,稱他居士並未錯;在日本立場,居士並不住持寺院,如此差別而已。我看,日本的佛教教師有點像西洋的基督教教士,如果你把基督教的傳教士或牧師,稱呼為平常信徒,他們也是不甘願的,因為牧師雖然也是在家人,他們的職務卻是做著傳道的工作。因此,日本僧人,可以不稱他們為比丘,不可不承認他們是和尚。請勿誤以和尚即是比丘,和尚在印度的梵話為「鄔波馱耶」(upādhyāya),譯意為親教師,不限於佛教的比丘所用,外道的在家教師也有採用的。
  
  我們到了日本,既是比丘,又是學生,在華僑及日本人看來,也是和尚。既是宗教師,就有宗教生活及宗教的儀節,除了我們自身的,尚有關於他人的。因此,也有華僑因喪事而請我們誦經超度,聽說以往的留日僧尼也做這種工作。我呢?並不反對比丘為信徒誦經,若以替人誦經作為謀求生活的方式,我就不贊成了。俗人以請比丘誦經作為喪葬的排場而將比丘視同鼓號樂隊,佛法的尊嚴也就因此掃地。因此,當第一次有人請我們誦經時,由於喪家曾給我們在留日人事及手續上的協助,不忍峻拒,但我要求死者的遺屬們,敬僧、禮僧,來去迎送,並對他們開示,要他們先拜佛,次拜僧,再拜亡靈的遺像。可是,喪家不知曾聽那一位留日的「先輩」法師說過,臺北誦經通常是每一個和尚一百元新臺幣,因此,也就照例給我們每次一千圓日幣(相當一百一十元新臺幣)。本來,僧人誦經,不得計較供養之多少,可是,施主若以工資比率,那就失之於不敬了。這是中國的習俗難改。當然,這家華僑並無輕慢僧尼之意,甚至由於我的開示,更加敬信僧尼。到了去年新曆年底,有一位曾皈依倓虛、定西、樂果等東北三老的修昆璞居士去世,他是在東京華僑之中,我所知道的兩、三位正式皈依了三寶的正信居士之一。當他病逝醫院之後,清度法師即打電話給我們,要我們誦經,為了鼓勵更多的人信佛,對於一位正信的居士,我們應該答應。一到修家,未亡人見到我時,如見到父母似地向我的腳下撲倒,投地不起,我就立即以人生的無常苦空及因緣的虛幻聚散,善巧地開示修太太,經過十分鐘左右,始把她安慰著坐起身來。修氏老夫婦兩人,雖不是我的皈依弟子,但已久慕我的虛名,所以,我的開示,對修太太十分受用,並說,像我那樣懇切真誠的開示,還是三十年前在東北聽定西老法師講過。其實,我們那敢和定西長老相比,那是佛法的加被和她本人的善根之力使然。
  
  但是,除了三、兩位正信居士,我們仍不希望為華僑誦經。
  
  不過也有例外,比如今年元月中旬,有一位原來曾做駐滿洲國大臣的張先生,病逝東京寓所,他在晚年念佛精進,禮佛不間,但他僅是隻身在日本,喪事由其生前的友好料理,因其信佛甚篤,所以想為他請到有道的高僧前去超度,日本卻沒有高僧,正巧遇到皈依不久的鈕正慧,談起此事,就把我和淨海法師用包車接了去。起初,我仍有顧慮,不和那位張先生的政治背景如何,鈕居士則一口為我擔保:「師父請放心,弟子在東京已數十年,知之甚詳,再說,我怎麼也不會使得師父吃虧的。」結果,我見到日本前首相岸信介,也是張氏治喪會的友人總代,才放了心。曾經做過駐日公使的陳先生,見我們兩人在張氏靈前,上了香,誦了一卷《心經》和三遍〈往生咒〉,為亡者迴向超度,感到滿心歡喜。他是張氏葬儀委員會的主委,特以主人身分,請我們到東京華僑經營最大的一家觀光旅社「山王飯店」吃晚飯,叫了滿桌的「精進料理」,那也是我們在日本第一次吃到最豐盛的並且是中國風味的素席。席間交談很多,陳氏雖未皈依三寶,因其常與日本佛教人士往還,故對佛教常識懂得很多,並有心願,協助真言宗智山派大本山成田山的圖書館之整理和擴建。
  
  談起佛教關係的圖書館,我的興味最濃,我在來日之初,即有將中國佛教之佚書而仍存於日本的文物,集資價購或影印了帶回去的願望,並在《香港佛教》一一二號提及此事。要想達成影印的願望,第一條件是經費,第二條件是和日本幾家大圖書館的關係之建立。如今,經費已有一位居士極願助成,正在思考如何去向有關的日本圖書館接洽,若無相當人事關係,想要達成此一目的,頗為不易。真是因緣巧合,陳先生,不但熟識成田山圖書館負責人,也熟識東京兩大圖書館之一的東洋文庫的負責人,另一個國會圖書館,他說也能轉託友人達到目的。由於這一巧遇,雖然此一大業尚未開始,已使我欣喜不已。但此巧遇是由禮請我們去誦經而來的,可知,誦經豈非好事。這次誦經,又是從接受華僑的皈依而來。
  
  在我們未到東京之前的現代日本,是否有過皈依三寶的佛事舉行,我不知道,日本信徒是生來的、世襲的、屬於那一宗派的,故也無所謂接受三皈與否。
  
  至於我們,雖然來做學生,卻未放棄作為一個比丘的責任,所以,凡有和人接觸的機會,總以佛法作為交談的主題。因為我們是比丘,說話不離佛教,不會有人取笑。相反地,如果比丘不談佛法而光談世俗之事,人家倒會譏嫌我們為世俗和尚或光頭俗漢了。
  
  但是要在一個新環境中,首創風氣,頗不容易,所以,我來東京已近一年,在此期間,求說三皈的正信居士,僅得四人而已。追溯一千二百一十二年前(唐玄宗天寶十二年),鑑真律師以六十六歲高齡到達日本之後的一年之間,受到日本宰相、右大臣、大納言以下高位百官的禮拜問訊,並為聖武上皇、皇后、皇太子等四百四十餘人授菩薩戒。比起渡日先賢如此的盛德宏業,我真要慚愧得無地自容了!
  
  說起三皈依,也是菩薩們的安排,不是個人的力量。第一次是因劉梅生居士訪問東京,他對我們很有敬意,對於接引社會青年的進入三寶,也極具熱心,故由於他的關係,把一位大學剛畢業的日本青年,叫作本保正長,勸了來接受三皈,另一位由馬來西亞來日本留學的華僑青年陳亞榮,同時參加。這次可以說,我是做的現成佛事,一切功德,均出於梅生居士的成就。
  
  六、華僑皈依
  
  再說另外兩位華僑居士的皈依因緣。與其說是我的接引,不如說是他們自己的佛緣成熟。當我尚未來日之前,毛正智居士就已看了多年的佛書,也是臺灣出版的《海潮音》及《菩提樹》兩種佛刊的長期讀者,所以當他從《菩提樹》的消息中,知我到了日本,立即寫信到立正大學佛教學研究室,把我找到,他在信中對我推崇備至,一則使我汗顏,同時也使我有「吾道不孤」之慰。他要我邀同在東京的留學僧尼,到他的鎌倉寓所應供,於是,我和淨海法師商妥,決定去鎌倉一行,並且約了慧定、空雲、妙智等三位尼法師,順道參拜了建長寺、圓覺寺和以大佛聞名的高德院、新建的大船觀音等佛教名勝之後,去到毛居士山間的寓所,他連忙打開久封的鐵柵正門,把我們讓進客廳奉茶。經過交談,始知他雖看佛書,也知供養僧人,但尚不是三寶弟子。問他曾經親近過那幾位高僧大德,他說:「正在等著大法師親近。」並且又說了一些似道非道似佛非佛亦道亦佛的道理,請我印證。他的書架上既有佛書也有道書,他信佛也信道,談起靜坐修持,便是大週天和小週天的觀念。同時告訴我,他在近幾年前曾以二千萬圓日幣,為他做牧師的小姐建了一座基督教堂。我將這些印象綜合起來,發覺他是一位宗教大同盟主義的信仰者了。所以,除了適可而止地談幾句佛法,不便和他辯論。由於我研究過比較宗教學,是以發覺我既懂佛也懂道,甚至還懂基督教,既知中國佛教,也知日本的佛教,故被認為是難得遇到的僧人了。因此,見了一面之後,對我更加敬仰,在他的信仰上也更進一步地接近了正信的佛教。
  
  接著一連兩次,給我寫信,請我為他誦經錄音,他要隨著我的聲音學著誦經,第一次錄〈普門品〉及〈大悲咒〉、十小咒,第二次錄〈楞嚴咒〉。東京到鎌倉往回一趟,如果稍事逗留,即需半天的時間,我仍有求必應,或懇請淨海法師同往,或在我們的住處,請了五、六位留學的同道,錄音之後,由我送去。致有一位尼法師笑我:「毛居士又不是法師的弟子,他也不是真正的居士,怎麼如此熱心?這麼遠的路,這麼麻煩的事?」
  
  其實,我有我的想法,人家既願接近我們,並且願學誦經,正是傳播佛種的好機會。何況毛居士每次問我,要他來或者我願去時,都是我願前往的。但不久之後畢竟成了三寶弟子。
  
  毛居士曾任浙江上虞縣長及駐日本長崎總領事,當他皈依之前,約同他昔年的同僚鈕先生到我的住處相探,並決走皈依的日期之際,我便希望鈕先生也能到場觀禮。舉行儀式那天,請了淨海法師及另兩位尼法師同往鎌倉。儀式開始之前,鈕先生如約趕到,我便寫了兩份皈依詞,也取了正智及正慧兩個法名,鈕氏本係被邀觀禮,我也未說請他一同受皈依,但是,當我穿袍披衣,正襟端坐著把三皈的意義講解完了,他也自願跪下地去,誠懇地接受了皈依。
  
  皈依儀式,極其簡單,不用引體,不用唱誦,僅在正授三皈之前,念了三遍懺悔偈:「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今對佛前皆懺悔。」接著正授三皈之時,一邊念誦三皈依文:「我某某,盡形壽皈依佛、法、僧,不再皈依天神外教、外教教義、外教教師。」一連三遍,做三次接受三皈戒體的觀想。再念:「皈依佛、法、僧竟。」最後誦三遍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先後不到十分鐘,就將這場佛事做完;但在這十分鐘的時間之內,由於參加者的注意力(心念),完全受佛事的威儀及懇切的語意所融攝,見他們那種恭敬虔誠的情形,絕非集體數十人皈依時所可相比。所以皈依完了,觀禮的淨海法師第一句便說:「簡單、莊嚴、隆重。」隨往的兩位尼法師也均有同感,甚至其中的一位,由於我這一皈依開示及儀式的感動而對我說:「今天我也不由自主地在內心重受了一次的皈依,感到遍體清涼。」
  
  其實,我那有這樣大的感化力,這完全是由於毛、鈕兩位居士的善根所感,也是由於同往幾位出家同道的德力加持。不過其中的主因是在毛正智居士。
  
  同時,唯恐他們誤會,僅我一人是他們的皈依對象,所以一再強調,他們是皈依一切的三寶,一切僧尼都是他們的師父。故在皈依儀式終了,我未教他們頂禮我個人,而是請淨海法師等一同站到中間,接受他們平等的禮謝和供養。(佛曆二五一四年二月十五日寫於東京立正大學,刊於《菩提樹》月刊二○八、二○九期)

【書籍目錄】
第1頁:上篇 留學見聞 - 初到東京所見的日本佛教 第2頁:上篇 留學見聞 - 留學日本一週年
第3頁:上篇 留學見聞 - 我的留學生活 第4頁:上篇 留學見聞 - 留日的見聞和觀感
第5頁:上篇 留學見聞 - 留學僧、文學博士、佛教教育 第6頁:上篇 留學見聞 - 比丘身分的海外學人
第7頁:上篇 留學見聞 - 從東洋到西洋 第8頁:上篇 留學見聞 - 一位出家人的表白
第9頁: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 學術化的日本佛教 第10頁: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 溫和活躍的日本在家佛教──立正佼成會
第11頁: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 住在日本所知的國際佛教 第12頁: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 日本的寺院和僧伽
第13頁: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 東京的佛教大學 第14頁: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 日本的印度學佛教學會
第15頁: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 日本佛教之不同於中國佛教的諸問題 第16頁: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 道教學會與道教學
第17頁: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 日本的神祕宗教 第18頁:下篇 日本佛教評介 - 日本宗教的過去和現在
推薦 打印 | 錄入:admin | 閱讀:
相關書籍      
本書評論   查看全部評論 (0)
表情: 表情 姓名: 字數
點評:
       
評論聲明
  • 評論要尊重該書籍的作者
  • 請遵守佛陀的教誨 - 五戒十善,不要謾罵
  • 本站管理人員有權保留或刪除其管轄留言中的任意內容
  • 本站有權在網站內轉載或引用您的評論
  • 參與本評論即表明您已經閱讀並接受上述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