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飛往北京
九月五日，星期六。
九月四日下午經過德國的法蘭克福機場，停留三個小時，再轉機飛行十一個小時，抵達北京國際機場，已是九月五日下午三點。北京航空站出入境的閘口設備，已相當老舊而數量不多，可是，這是一個首都機場，每天國際往來起降的飛機班次，相當頻繁，以致於顯得極其擁擠。在我入境的證照查驗閘口，擠滿了人，已經不是在排隊，而是一片人潮，誰的腳快、身體強，誰就先被輪到查驗放行。我是一個老和尚，當然沒有力氣跟人爭先恐後，只有被我的徒弟保護著找到空隙向前移動。
這時候我發現有個二十多歲的女孩，隔著閘口向我打招呼，我毫無印象這是誰？也沒聽說有人要到機場來接我。結果果元師先通過閘門，就被那個女孩接到行李的轉盤處去領行李，當我也通過了閘門，那位女孩又來向我招呼：「師父辛苦了！」又說她和她的父母為了迎接我，已在機場等待六個小時。他們一家都是我的皈依弟子，是五年以前，專程從深圳趕去香港講經會場皈依的。他們姓李，由於聽說我將來到北京，於是打聽到我抵達的班機和時間，從南方特地趕來迎接。她在海關特別辦好了一種通行證，可以到裡面來迎接，希望替我搬行李、拿東西，使我聽來十分感動。
北京海關因為入境的人數太多，對於旅客的行李只有抽樣檢查，絕大多數，都不需要查驗，就直接放行。我們僧俗師徒五人，也都免於檢查，順利的通過了海關，那位姓李的女孩馬上找到她的父母跟我見面，看來相當虔誠又非常高興，希望跟我合拍一張照片，留作永久紀念。這個時候，我們法鼓文化的總經理張元隆，以及臺灣資策會駐北京總經理余國屏，包了兩輛車子，把我們匆忙的從機場接到了北京市內的民族飯店。我很想問一下那姓李的一家三口，究竟叫什麼名字？詳細地址在那裡？都沒有來得及，我還以為他們會在學術會議的會場出現，結果探聽之下，會場容納量太小，並不歡迎臨時前往參加的人員，所以再也沒有見到李家的三位，感覺到相當遺憾。
住進飯店之後，就有一位在建築科學研究院服務的王龍居士，帶著另外兩位居士到飯店見我。因為法鼓文化曾替他出版一冊白話譯本的《無量壽經》，他又拿來《金剛經》等白話譯本，也希望在臺灣為他發行，張總經理見他已在大陸印行，所以告訴他不必兩邊同時出版。這位居士在我一九九一年第二度訪問大陸時已經見過，在我另一本遊記《火宅清涼》的第十五章中，也曾經提到他是中國北京地區，極少數一向以佛教徒知名的公家技術人員之一。
晚上六點，前往天食素菜館，那是法鼓大學校長曾濟群博士，以我的名義設宴邀請北京大學副校長郝斌、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汝信、北京大學前任副校長季羡林、北京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人民大學教授方立天，以及另外兩位同是人民大學的女教授沙蓮香、葛晨虹。原因是法鼓大學於明（一九九九）年三月底，將召開「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兩岸學術會議，希望邀請到有關於人文社會方面的頂尖學者到臺灣出席。並且希望能夠將這項學術研討會的成果，提供給大陸及臺灣兩地朝野人士參考實施。
所以這場晚宴，是為了聯誼，也可說是暖身，對於我們尚未招生的法鼓大學，來舉辦這項學術研討會，能夠受到大陸第一流學者們的重視和響應，乃是由於我們多年來努力辦好了中華佛學研究所的結果。這次的邀請工作，也多虧有張總經理為了到北京參觀書展，作了我的先遣人員，代我親自將請帖一一送到諸位貴賓的手中。
晚上九點，我已經準備沐浴就寢，這時來了一位年輕的志中法師，帶著何首都母女來見我，這位母親是中醫師，昨天才為張總經理用針炙醫病，頗有神效，所以聽說我一路上腸胃不適，也準備為我針炙；而她的女兒剛剛考取公費留學，隔天就要出國到日本的大阪，因為我是留日的先進，所以來向我請益。接著有北京城外八大處來的男女居士，向我頂禮請法。曾濟群校長也到了我的房間，是為了討論法鼓大學如何有其獨立風格的構想，到深夜十一點，才把他們送走。
我們落腳的民族飯店，是一九五○年代北京的十大建設之一。是為了接待各民族的貴賓，來到北京住宿的賓館，在當時是一幢相當豪華的高級旅館，我住的這一層樓，曾經住過不少中外顯貴名人。我的房間是一個大套房，有一個大客廳，兩套浴廁，兩個大房間，是供高層的訪客和他們的隨員共同居住。因此，我的兩位出家弟子，也就跟我住在同一個套房的兩個不同的房間之內，照顧相當方便。但是也有不便之處，因為來看我的客人絡繹不絕，一直到十一點鐘，也干擾了我的兩個徒弟無法早一點入寢休息。據說，以現在的國際水準來評估這家旅館，已經算是陳舊，所以只有三顆星的等級。不過對我來講，五星和三星好像也差不多，連半顆星也沒有的地鋪，照樣可以住得很快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