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大英圖書館的敦煌抄卷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一早起來用溫水洗了一個澡。這是十天以來第一次沐浴，雖然水的溫度很低，還是把渾身清洗了一遍。灰塵不多，垢膩不少。洗完之後，把浴缸的水面，結成了厚厚的一層，有點像是豆腐作坊鍋子裡正在製作的豆腐皮。
當天在倫敦的計畫，要看兩個地方：上午是訪問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 ），下午參觀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要看的項目，是敦煌專家冉雲華教授的建議，半年以前，便做了決定，委請約翰．克魯克博士代為聯繫。要看的目的物，是史坦因從敦煌帶回去的殘卷和藝術品。因為我是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負責人，指定要看佛教關係的敦煌收藏，加上聯絡人是約翰．克魯克教授，他以布利斯朵大學心理系的頭銜，向那兩個機構致函要求，我的訪問既有宗教關係更有學術理由，既有臺灣因素，也有英國力量。因此受到他們的重視，而予以友善的接待。
▲作者於大英圖書館展閱敦煌手抄卷（右為約翰．克魯克博士）。
上午十點二十分，我由約翰及姚欣能陪同，帶著果元師抵達大英圖書館，敦煌收藏的負責人佛蘭西絲．伍德（Frances Wood）女士，親自接待，並且早已把一大盤的敦煌卷子準備好了，一見我們，立即捧了卷子，引導我們到達三樓的特別閱覽室，讓我逐卷打開，逐字逐行的欣賞研究。不但可以用眼看、用手摸，乃至不反對用照相機攝影。當天我看到的項目如下︰
《大般涅槃大般若經》第十九帙〈難解品〉第三卷。
《請二和上答禪築十道》。
《大乘開心顯性悟真宗論》（沙門大照、居士慧光集）。
《付法藏因緣》（西元第六世紀的作品）。
▲作者於大英圖書館展閱《付法藏因緣》（西元第六世紀物）。
〈亡名和尚絕學箴〉（西元第九世紀作品）、〈青峯山和上誡肉偈〉、〈先洞山和上辭親偈〉。
《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西元第九世紀作品）。
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觀門澄心論》。
第十四代付法藏人聖者提婆菩薩（其反面是寺院日用流水帳）。
《楞伽師資記》，靜覺造，景龍二年（西元七○八年）。
〈禪門祕訣〉等六項偈子（共正反面三紙片）。
以上所見的東西是西元第六世紀至第九世紀成品，都是距今一千二、三百年的古物。閱覽之時，就像是在面對看千年以前的古人，把手談心。這些都是中國先人留下的文化遺產，能在異國相逢，彌足珍惜。
▲作者於大英圖書館展閱《六祖施法壇經》抄本（西元第九世紀品），左為佛蘭西絲．伍德女士，右為約翰．克魯克博士。
記得去（一九九一）年春天，我到敦煌訪問，希望看到抄卷的真蹟，通過再三的要求，才由現任敦煌研究院段文杰院長，破例交代負責收藏的人員，展示了三項卷子，而且不准動手，不得攝影。
我們能夠諒解這種保護古物的措施，摸觸的人越多，破損率越高，禁止攝影，是為了保障文化財產權，若隨便流散出去，大家都能用到、見到，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價值。可惜如今流失在「番邦」的，比留在中國的更多，我們就被逼得求助於外人了。
伍德女士的中文程度相當好，能看、能說、能寫，中國大陸正在鬧著十年文革期間，她就在北京大學學習中國文化。當時的大陸政權，在破四舊的號召下，類似的敦煌文物，乃在被破被毀之列，英國政府為中國保存了大批古代文物，我們要感謝他們，還是責備他們呢？
當時我希望能夠複印其中的幾項資料，伍德女士立刻答應，而且不需費用，相當慷慨。不過當時留下地址之後，迄今時隔兩月尚沒有收到。可能需要再去函詢問，才有下落。
關於史坦因的收藏，根據大英圖書館的資料說︰「史坦因（西元一八六二─一九四三年），前後三次（西元一九○○─一九○一年，一九○六─一九 ○八年，和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年）從中國戈壁駐軍那兒，獲得大量的敦煌紙軸卷、絹畫，和距今二千多年前的木簡公文以及絲質旗幟等，分別存放於大英博物館的印度行政圖書館（主要是藏文及梵文的公文）和在德里的中亞古物博物館（主要是壁畫）當一九七三年大英圖書館成立時，又將史坦因找來文物中的畫，存放在大英博物館，手抄的經文和木簡等，則存放在大英圖書館。其中的木簡，大多是東漢時代（西元前二五─二二○年）非宗教性的行政公文。從敦煌蒐集來的紙軸卷大多數是佛教信仰的文獻，雖然包括了大量的手抄佛教文獻，然而由此有價值地可洞察有關西元六世紀至十世紀時這個地區的中國及邊疆的行政歷史。」
我這次要去看的僅僅是史坦因所集資料中有關於禪的卷子、木刻板拓片，以及絹質的佛畫。我在大英圖書館看到的只是手抄的卷子。伍德女士也把我們帶到珍藏史坦因蒐集資料的寶庫，連續開了兩道門鎖才進入庫內，可見其收藏措施的嚴密。發現每一張殘卷的破片，乃至僅僅十來個字，也都用塑膠玻璃夾合起來，陳列於架上，既不損原件，又可一目瞭然。層層的特製櫃架，數量太多，琳瑯滿目，反使我不知所措，因沒有準備要看什麼，所以僅僅抽閱了幾件禪宗的文獻。
▲記有「聖嚴」法名（記號「。」下端）的敦煌抄卷。
在其中一件手抄敦煌卷子的背面，是一家大寺院的僧侶名錄，類似於現在的戶籍謄本，當時名為僧籍記錄，那是唐人的手寫資料，其中有一位比丘，法名叫聖嚴，俗家姓張，被果元師首先發現，在敦煌文獻裡竟然有與我的法名和俗姓完全相同的古人，覺得很有意思，所以用照相機把它拍攝下來。可惜當天我在大英圖書館拍了兩卷底片，回到紐約沖洗之後，都是模糊不清，畢竟是一架全自動的「傻瓜照相機」，既沒辦法調光，也無法掌握恰好的距離，因此僅僅空歡喜了一場。